继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之后,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议,高职院校在今年和明年继续增加200万人的扩招。
继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之后,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议,高职院校在今年和明年继续增加200万人的扩招。
高职扩招必定会带来生源的多样化,有的通过单招进入学校,有的是高考统招,有的则是注册入学。因招生对象有别,考试方式和标准不尽相同,学生的学习基础不一,学习习惯有别,在学生统一入校之后,也会对高职院校的教学产生一定的冲击,教改就必然会提上日程。
近些年,高职院校的教改也提出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办法,如分类培养、分层培养等,涉及教学组织和管理层面的变革;还有一些院校移植国外的项目化教学,在教学模式上进行变革,却出现“水土不服”,虽然理念高大上,但无法“接地气”,让不少一线教师深感茫然;眼下正赶上疫情时期,新一轮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改革又开始启动,有人建议,未来要将线上教学常态化;随着高职扩招的号令再一次吹响,不少省份也快速启动高职教改项目专项,课题申报已然开始……
高职教育教学的职业特性,决定其在教改领域总是能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然而,也应该看到,有些教改的确是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变化,不得不及时作出应对措施,而有些教改恐怕不过是在一种口号的敦促之下,为了改革而开始改革。
换言之,在当前教改俨然成为一种定势思维的情势下,我们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逻辑出发点,即,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教改?必须要进行改革吗?究竟哪些地方需要改革?怎么样进行改革?如果不厘清这些基本问题,“教改”就有可能偏向盲目。
回归原点,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模式与方法的改革始终都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教学的最终目的,教改只是为实现教学目标而服务的,如果现有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能够达成预期的教学目的,还有必要进行改革吗?
当然,一些盲目进行的教学改革,似乎也有其难以破除的障碍。一方面,在学校层面大一统的改革推进之下,别的学院和专业改了,我若不改,在领导的眼里岂不成了落后分子?这种压力导致有些专业或是课程不得不进行改革,被动因素占据主导。另一方面,在“教改风”盛行之下,很多教改的出发点,或许只是为申报一个项目和课题而已,与具体的生产、实践需要之间,还有很大差距,教改只不过是披着“课题项目”的外衣,进行的一种论文或报告生产而已,这种改革不过是“纸上的”改革,停留于创造概念和术语,创新模式,却脱离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并不能解决教学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久而久之,在这样混沌的语境、无意识的情势之下,教改就会改变其本原应该扮演的一种充当“手段”的角色,一跃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目的。在目的导向之下,与改革的先行者并列,任何不改革者就成为落后、退步的代名词,于是,教学就会一直处在“改革”的忙碌状态之中。
此外,与教改相伴相生的一个词就是“创新”了。本来,创新也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达成教学目标,而采取的不同形式的策略或方法。这里之所以用“不同”这个词,是因为教育学原理上早就讲过,“教无定法”。但是,在教改目的需要的推动之下,创新似乎也在演变成为一种目的,没有创新的教改就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旧有的教学方式也都是需要及时更新,乃至被替换掉的,这样必然会在教学领域产生一种“创新焦虑”,教师们一直为没有更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焦虑。
事实上,教学模式和方法也应该有其稳定性的一面,好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一旦探索成型,就应该上升为一种传统,成为“源头活水”,在后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不断增强其生命力。与创新相对的一个词就是传统,然而,传统并不总是意味着落后,相反,正是因为传统经历了历史的积淀和实践的检验,才会形成扎实、厚重、稳固的根基和活力。更深层次地说,当教学传统经过一定的时间累积和实践考验之后,就会形成一种辨识度极高的特色或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双元制”会成为一种国家竞争力的代名词。
当下,高职院校内部“教改”之所以如此盛行,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方面,把手段当作目的,陷入了一种教改的“轮回”之中,尚且没来得及吃透一种教学模式的“精神”,又可能会被新的模式和方法所吸引,急于变革,这种教改可能只是在“瞎折腾”;另一方面,高职教学或许还没有提炼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东西来,没有形成真正有竞争力的模式,来回地变革也只会造成根基不牢,底气不足,无法形成一种传统和特色,稳固并延续下去。
笔者并不是要反对教学改革,而是反对盲目、形式化和脱离实际的改革。改革作为一种手段,只是服务于预期的教学目标,而不能让改革沦为一种目的。说到底,我们应当理性地进行改革,对现有的教学模式以及正在进行的改革,都有必要进行彻底的反思、科学的评估和认识,而不是一直处于摇摆不定、无意识的“改革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