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梅少菁和10多名同伴带着婚纱、西装、秀禾服,从湖北武汉辗转来到贵州省丹寨县,开始了今年的“圆梦计划”。
这个为老人拍摄婚纱照的活动已持续了近10年。一到暑期,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圆梦计划”的10余支小分队便分散到全国各地,为老人送上迟到的婚纱照。
为村民拍全家福,是贵州师范大学“1家1”团队延续了11年的传统。一届又一届队员接力,见证了山乡和人们的变化。
徐媛媛和同伴则为“三下乡”社会实践地的孩子们拍了蓝底证件照,他们为孩子们做好漂亮的电子版照片,还写下了孩子们的梦想:去游乐园玩、带着小猫去旅行、去北京爬长城……
在贵州的山村里,这些年轻人扛着摄像机、拎着三脚架,甚至还背着帐篷和睡袋,走村串寨,为人们留下一份份影像记忆。
他们的镜头捕捉到许多动人瞬间
一到目的地,大家分头忙碌起来。化妆组给老人化妆,文案组在旁边采访,摄影组在屋里屋外踩点,找适合拍照的位置。绿油油的农田、村里的小广场都可以作为外景地。如果需要幕布,高个子的同学随时可以举起一块红色背景布。
在丹寨县为少数民族老人拍照这半个月,“圆梦计划”丹寨小分队的15名学生每天马不停蹄,早上出发拍照,晚上整理文档及照片。采访、化妆、换衣服、拍照,一套流程下来,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一天最多只能拍六七对老人。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从武汉带来了一套秀禾服、一套婚纱和一套西装,还有自费采购的手捧花等拍照道具。碰巧有名同学家里开影楼,又让家里寄来婚纱、首饰,团队顿时“阔绰”起来。队员们担心有的老人不好意思穿露肩的婚纱,又自费买了件披肩。化妆组的同学带上自用的化妆品,摄像组带着无人机、相机、三脚架、补光灯……
过去为老人拍婚纱照时,每对老人只拍一套服饰,但很多少数民族老人也希望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摄影团队便为他们各拍了两套。
他们的镜头捕捉到许多动人的瞬间。一位皱纹深深的老人拿着手捧花,与穿着白色婚纱的老伴相对而立。他大笑着,露出缺牙的笑容,笑中还有些羞涩;穿着华丽苗族服饰的奶奶做好了发髻,爷爷帮她细心整理头上的银饰;一位穿着红色秀禾服的奶奶从木楼上抛下绣球,爷爷站在楼下,稳稳地接住……
有些老人给队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队员们为一对老人拍完婚纱照后,说想看看奶奶的少数民族服饰,奶奶便到几公里外的朋友家做了发型、换上民族服装,郑重地展示给大家。队员们又为她和老伴补拍了一套民族服饰照片。
一位奶奶还邀请队员试穿她自己的民族服装,那件衣服的面料略带反光效果,背面缀满了银饰,穿上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在丹寨县排莫村,队员们听一位非遗传承人介绍,如何用靛蓝染衣服、如何用细细的笔尖在布上勾勒图案、如何一针一线地缝制苗衣。做一件衣服起码要一个月,还要配上银项圈、耳环……
这些有趣的画面和文化传统,都被他们记录在照片、视频中。
为了一张张笑脸
今年五一假期,王柯淇和几名队员背着帐篷、相机、三脚架等装备,坐火车、乘汽车、转村巴,来到安顺市紫云县牛场村,在村委会提供的一个空房间里扎下帐篷。
早上6点多起床,吃过用借来的锅煮的清汤面后,他们背着相机,挨家挨户地拍照。
这是贵州师范大学“1家1”团队延续了11年的传统:走村串寨,为村民拍摄全家福。
曾经有师兄嘱咐队员高之淳,如果给老人拍照,记得单独拍一张证件照。高之淳一开始没理解师兄的意思,后来才知道,有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拍过照片,老人去世后,家人想找一张照片作为遗照都找不到。
每次出来拍照都要一周左右,团队要带三五百张相纸,大约A4纸大小,从天亮拍到太阳下山。在贵州山村,村民住得分散,山顶一家、山脚一家,王柯淇说,每天爬山,累得腿都抬不起来。
但晚上还有很多工作:整理、打印照片。有的村民第二天就想拿到照片,队员们会尽量在当天夜里就打印好照片、塑封,第二天放在村委会。
在村里拍照,有些人或事让队员们格外感慨。在牛场村,一位老人拿出一张很旧的身份证,上面有他年轻时的照片。这是他唯一一张照片,如今已经模糊了。很多孩子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但孩子们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天性,有人给他们拍照,他们特别开心。
拿到照片后,村民们笑着道谢。有的老人还哭了,因为“从来没拍过照片”。孤寡老人也喜欢跟这些年轻人说话。
这些年,为了拍照,队员们到处筹钱,往届队员有的帮学院拍班级毕业照,赚一两千元;还有的攒废纸、瓶子,卖了凑钱。这些钱凑起来给了“1家1”团队买打印机、买车票、买面条。钱实在凑不够的话,队员还会自己添补一些。
为了省钱,他们吃、住、行都格外节省。王柯淇和高之淳不约而同地表示,在村里拍照的那些日子里,虽然工作强度很大,但不觉得累。王柯淇说:“天天吃白面条,还挺快乐。”
离别与收获
今年参加“三下乡”活动时,徐媛媛和同学们发现很多孩子都没有单人照片。他们向学校借了一间空教室,网购了一块蓝色背景布,要为孩子们每人拍一张照片。
贵州医科大学的这支社会实践团队到达三穗县的界牌小学时,高年级的学生还没放暑假。在那间空教室里,黑板上挂着蓝色背景布,有的孩子面对镜头很是羞涩,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或是双手拘谨地放在两侧,像是站军姿。这时候,队员便会充当“引导师”,教孩子们摆一些姿势,比个“剪刀手”、抱个气球……
团队没有稳定器和三脚架,摄影师就将胳膊肘杵在课桌上充当三脚架。他们用两部相机轮流拍照,熬到夜里两三点钟打印完当天的照片。
不拍照的时候,孩子们恢复了活泼的样子,好奇地围着这群大学生转来转去:“姐姐,你们是干吗的?”“哥哥,你们要去哪儿?”
“圆梦计划”为29对老人拍完婚纱照后,徐彤晨在网上到处找距离丹寨较近的网店打印照片。她下单后又拼命催老板发货,终于赶在离开丹寨的前一天收到照片。12寸的照片加了塑封,他们又给6寸照片配上网购的相框。住得近的老人,他们亲手送到老人家里。家远的,就委托团丹寨县委转交。
这次特别的行程给“圆梦计划”的队员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一位爷爷特意找来当地古法造纸工艺做出的纸张,为队员们写了一幅字;一对爱唱山歌的老夫妻当场为这些年轻人唱了一段山歌;一位叔叔给他们吹过芦笙;还有一位爷爷执意带队员们看他的“牛王”。当地人喜欢斗鸡、斗牛,那头壮硕的水牛曾拿过不少奖项。
高之淳在参加过几次下乡拍摄后,逐渐喜欢上了纪实摄影。他以前喜欢拍风景、拍城市生活,现在则更喜欢把镜头对准乡村、老人和孩子。
徐媛媛从小在贵州农村长大,她说,原以为“三下乡”活动就是去乡下走一趟,以为乡下都差不多,没想到和平时的所见所闻完全不一样。看到当地为乡村振兴作出的努力,徐媛媛觉得,“我们也为乡村振兴作了一点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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