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服务”，师从何来

2月27日—28日，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特别推出了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一共有3641人参与投票。其中，在回答“学校是否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体育、艺术等课后服务课程选择”时，38%的网友选择“是”，48%选择“否”，其余为不清楚。

　　家校共育 丰富课程

　　课后服务是学校课程的简单延伸吗?答案显然不是。

　　翻开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科学合理确定课后服务内容形式，主要是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

　　教育部的意见其实很明晰、很具体了，因此不断有城市和学校加入到探索者的队伍中来。

　　在河南郑州，每天下午四点放学后，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的校园里便热闹起来。校长杜豫接受采访时介绍说，从2020年11月2日启动课后延时服务后，全校97.3%的学生参加延时活动。学校开展了“自主作业+特色课程”，融合主题教育、学习能力提升、课外阅读等特色课程和社团活动等项目。特色课程涉及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审美教育、礼仪修养、手工环保等，社团活动涵盖“活力田径”“篮球宝贝”“火焰啦啦操”及管乐团等项目。

　　2月27日—28日，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特别推出了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一共有3641人参与投票。其中，在回答“学校是否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体育、艺术等课后服务课程选择”时，38%的网友选择“是”，48%选择“否”，其余为不清楚。

　　其实，延时服务不止学校和老师在努力，来自各行各业、身怀各种“绝技”的家长也走进学校、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一节节别开生面的生活课程，家校共育让延时服务实现了“‘1+1’大于‘2’”。此外，郑州市还通过多种渠道吸引高校优秀学生、文体工作者、民间艺人等社会热心人士到校提供形式多样的公益性服务。

　　而在另外一个大城市——天津，当地艺术传统深厚，民间舞蹈以“皇会”遐迩闻名。当地教育部门整合校内、校外资源开展美育实践活动，发挥好天津戏剧博物馆、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等文化艺术场馆的美育作用，一口气创建了50个美育传习室，极大丰富了课后服务。

　　看得出来，为了做好这项公益改革，各地都很“拼”。

　　专业师资 仍有缺口

　　记者发现，在已开展课后服务的地区和学校中，“师资”与“课程”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目前各地课后服务课程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校本课程、社团课程相关的，二是赴基地开展实践技能培养，三是特色内容。

　　比如浙江金华，当地教育部门提出开展校内托管服务，不仅要让学生“留下来”，还要“留得住”“有效果”。

　　金华重点推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结合素质教育开展科技艺术类社团活动，二是结合近视防控增加体育活动，三是结合劳动教育开展实践技能培养，四是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咨询辅导服务。

　　而对于师资，目前各地学校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校内、购买服务和社会机构。还有学校将目光投向了志愿者组织，例如上海市嘉定区的小学就与至少6个志愿者组织开展合作。

　　一句话，对外，以课程换师资;对内，以课程养师资。

　　方向有了，但实施力度有多大?这就考验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与不同学校的能力了。

　　我们知道，从社会上聘请有资质的师资是可行的。但是专业度、配合度都无法与教师这一专业群体相比拟。特别是对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地区或者乡村，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源更是匮乏。对学校来说，培养和使用好本校的师资仍然是第一选项。

　　一所地处北京的中学校长则坦言，学校目前最大的困扰是课后服务“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读者在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的调查中回答“您学校给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补助吗”时，18%选择“无”，50%选择“有，很少”,只有7%选择“有，比较丰厚”。

　　一些学校校内教师上课只有50元课时费，而校外机构因为有收费标准，课时费往往要好几百元。“课后选修课程的开设，主要还是靠教师的情怀和兴趣爱好在支撑，积极性如何能够得到持续的调动?”

　　建章立制 尝试创新

　　对于如何保证服务内容和人员，专家们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在长期深入和观察课堂的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校长谢学宁看来，“三点半课程”质量不高归结起来就是始终没有解决好“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基于当前中小学教育现状，他提出有必要制定《“三点半课程”指南》，从而在具体实施中能够有效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谢学宁分析认为，《指南》要厘清“三点半”教育的内涵和边界，解决“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完善课程教材的相关标准要求，从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题内容、载体形式、学段要求等角度，对“三点半”课程教材提供细致分析。

　　“学校在职教师是课后服务活动在具体实施中的主要力量。”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纪超就明确点出，要解决好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积极性的问题，二是能力的问题。

　　对于前者，李纪超认为，课后服务劳动价值应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可以尝试创新形式和拓宽路径，比如向参与的教职工发放一定的薪酬补贴、计入课时量等。对于后者，要加强服务内容设计和培训，对教师要求更加专业须加强其专业培训，否则质量就会打折扣。

　　很明显，“别的方法”可以动脑筋，但如何调动教师积极性和提高能力还是第一选择。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则聚焦课程质量体系。他认为，必须健全课后服务质量评估制度，制定课后服务质量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明确评价指标和评估方式，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对课后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估，通过评估彰优、罚懒、汰劣，以保证课后服务的健康发展。

　　程斯辉还介绍，国外十分重视课后服务人员的资格审定。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课后儿童支援员认定资格”来保障全国课后服务质量的水准。韩国“为了确保课后托管的专业性，要求托管负责人必须持有2级以上幼、小、中等教师保育教师资格证书”。

　　(本报记者徐德明也为本文提供素材 调查数据支持：中国教育报刊社融媒体移动传播中心、中国教育报总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