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世界各国教育,似乎还没有完全照搬他国教育模板而一举成功的先例。即便是较为盛行的“建构主义”理论,无论是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的教育改革,均以其作为理论纲领,而最终却并未获得成功。
近观世界各国教育,似乎还没有完全照搬他国教育模板而一举成功的先例。即便是较为盛行的“建构主义”理论,无论是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的教育改革,均以其作为理论纲领,而最终却并未获得成功。
而且,也正因为多年来一些外来教育理论的“热销”,本土实践与智慧常常处于被忽视的位置。一线校长、教师甚而其中的优秀者,逐渐丧失了实践自信,探索和突破热情也逐渐消减。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教育实践表明,教育要实现现代化,首要是树立教育自信,应该由长期以来的目光向外,转到既目光向外又同时目光向内,聚焦近几十年来中国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创造的本土实践和智慧,梳理、总结中国教育的本土经验、思想和理论。
成功的本土实践以及基于本土实践的本土教育智慧,对于教育改革与转型,其借鉴意义和价值一点也不亚于西方教育成功的理论和模式。当下,践行和研究“本土”,需要处理好以下四组关系:
密切关注教育现实与时代发展的互动关系
研究“本土”,首先须十分关注基础教育的时代背景、改革方向,正确处理好教育现实与时代发展的关系。
当前,随着时代发展,高新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砝码,国家和社会对高质量、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才培养工作,是教育工作的重要方向。在强调最近数十年教育成就的同时,教育人也应看到,愈演愈烈、积重难返的应试教育,对国家越来越迫切需要的杰出人才、创意精英的成长和发展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阻碍。
在社会转型、国际竞争特别是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我国教育成就斐然却也存在薄弱项的现实,自2018年年初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始,拉开了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序幕。两年来,文件连续出台,新政不断发布,可以说搭建了未来教育发展的“四梁八柱”,对中华民族未来的人才队伍建设进行了科学的顶层设计。就基础教育发展蓝图而言,可简单概括为“五育并举,立德树人”八个字,即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是支撑未来社会转型迫切需要的人才,其中德才兼备尤其创造才能的出类拔萃,理当成为重中之重。而处在中国转型发展的交接点上,教育研究者须时刻关注教育价值领域的民众的现实功利与未来社会需要、学生学习领域的机械性学习与创造性思维、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掌握学习教育与发现学习教育等多组矛盾的稳妥处理。
正确处理教育理论与实际的联结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在开放与改革的大潮中,在积极实践与大胆探索中,在为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培养出大量人才后,存在着大批教育成功典范和典型,涌现出大批优秀教师、校长,其办学实践、教学经验,一定有很多可以研究、分析、总结,甚或可以上升到理论的卓越人与事。
多年来,由于课改研究中“建构主义”思想一家独大,理论家与实践者之间疏离、隔阂,导致卓越的实践智慧和经验无法进入主流,个别模式甚或演变为某些商业机构的牟利工具。所以,组建以教育理论专家为主导、以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广大教育实践家为主体的研究队伍,理论家主动转型,俯身作为,实践家自觉自信,深度参与;发掘卓异典型,选择优秀的人与事,在专业引领下,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深度挖掘,直抵本质;也或者比较分析,由点及面,由近及远,发现新异,彰显个性。由此,获得关于中国教育的实践自信和理论原创。
深入研究传统与现代的传承创新关系
关注本土教育实践,当然要研究本土教育实践的来龙去脉。其中,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教育传统自然不可忽视。仅以儒家教育为例,春秋以降的我国教育发展史,从孔孟、朱熹、王阳明、王夫之,到民国、新中国建立之初,乡校、公学并举,私塾、书院同行,既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价值观,又有民主教育、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教育原则。言及教学之“教”,可以《论语》为鉴;论及教学之“学”,可以《学记》为本。清末以降,西学东渐,博采西学之长的教育家如陶行知等在本土实践中的创造,更加值得我们尊崇和重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理论、经验、典型如山呼海啸而至,成功教育的典型在广大的城市和乡村都不乏成例,其生成的经验和智慧很多也广有影响,教育研究者怎可忽略或无视本土,作悬浮式观望?
教育者应该兼收并蓄,既能够传承优秀教育传统,又能够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理论,从而对教育本土实践和经验作出精准解释、深度阐述、全面提炼。尤其对那些根植于传统土壤又借鉴吸收了“他山”理论的成功典型,教育研究者应该紧抓不放,追踪研究,追本溯源,知晓其来龙去脉,发现其原创之处。在此基础上,帮助典型梳理、总结,促进其反思、修正、完善,最终发生从感性到理性的质的飞跃,直至形成卓越的可以推广的教育思想。这或许也是树立中国教育自信的必由之路。
科学运用量性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互补关系
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方法的科学尤为重要。量性研究和定性研究,作为主流研究方法,是采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方法。其科学性毋庸置疑,但教育者的思考和研究也常常有着下列偏颇,即从概念、理念和他人既有的观点、理论出发,导致最终将某些实践或某些原创典型,当成了西方教育理论的验证材料。而这种研究方法、思路一旦成为共识并渐成风气,教育自信又从何而来?因此,从具体的研究策略进而方法而言,在传统的量性研究与定性研究之外,倡导质性研究,通过这一方法,确立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思维。
质性研究是一种遵从客观、从事实出发的研究。面对鲜活的成功教育案例和典型,不是从本本出发,不是从既有的理论模式和框架出发,也不是从既有的观点和判断出发,而是从感性的、鲜活的材料出发,发现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实际上,很多的教育原创就蕴藏在其中。这就要求,研究者要面对和重视现场,重视原创;需要暂时清空自己大脑中可能的成见、既有的理论、惯用的逻辑框架,不先入为主,削足适履,为典型穿靴戴帽;需要沉浸在资料中,准确理解材料的含义,然后将相似的材料归纳,形成主题,再对所有主题进行阐述和说明;最后将材料组织成对研究现象有意义、个体化的解释或框架。如此,才可以“自为”而不是“为他”,归纳而不是演绎,从而逐渐开展源自本土、真正本土的研究,逐渐生成本土经验和智慧。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曾说:“当下的中国教育学建设需要改变‘依附’心理,太需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矢志不移,而且具有大爱心、大智慧和大境界的人,一起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由这样的人组成的队伍,不能指望只在书斋中产生,更多的要在教育变革实践中经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才能形成。”她针对的教育学研究领域,同样适用于教育研究的所有领域。教育人唯有放眼全球和未来,立足中国本土,才有可能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中国教育表达,在国际教育舞台上,发出越来越多的中国教育声音。
(作者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教育部中小学教师校长“国培计划”专家工作组专家、教育部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江苏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