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三点半”服务能否升级换代

新一轮的政策到底有哪些改进?这些改进是否能真正解决“课后三点半”这一难题呢?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采访。

　　近日，深圳市教育局公布《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消息一出立刻刷爆了深圳人的朋友圈，一位在科技园IT公司工作的家长说：“延迟放学两小时，对每个996的‘打工人’来说，都是‘冬日里的暖阳’‘握在手里的幸福’。”

　　据了解，深圳市曾经于2015年起在320所学校开展过课后延时的试点工作，经过几年的试点，深圳市通过第三方调研，归纳出问题，形成了现在的新方案。

　　由学校提供课后延时服务已经不是新话题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教育部官网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已有30个省份出台了中小学课后服务政策，36个大中城市(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66.2%的小学、56.4%的初中开展了课后服务，43.2%的小学生、33.7%的初中生自愿参加了课后服务。

　　“深圳版”的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网上的讨论立刻突破了深圳市的范围，全国各地网友，从家长到老师都参与了讨论。记者在翻看网上讨论后发现，有关“课后三点半”的话题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上一轮政策实施过程中充分讨论过的一些问题，比如，“解决了家长不能接孩子的问题”“会不会增加学生负担”“是否自愿参加”，已不是这次讨论的重点。网友们更加关注政策的“可持续性”“能提供什么样的课程”“孩子能获得怎样的成长”等问题，期待一个更加完善的“课后三点半”解决方案。

　　新一轮的政策到底有哪些改进?这些改进是否能真正解决“课后三点半”这一难题呢?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采访。

　　困扰众多中小学家长的“课后三点半”难题由来已久。

　　如果你恰好在下午三四点左右路过中国某些大中城市小学的校门口，托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举着各色引导牌接孩子是最常见的场景，家长们俗称这些人为“地接”。当然，还有一些家长会把孩子送入培训班。

　　长期以来，由于孩子放学时间和家长下班时间存在时间差，中小学生，特别是小学生放学后的去处是让家长头疼的大问题。但是把孩子送到托管机构或者课外班，不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报班热”又加了一把火。

　　于是，各地纷纷出台由政府和学校主导的解决办法。比如，2014年，北京市推出了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用于中小学生课外体育、文艺、科普社团活动，时间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低于1个小时。

　　2017年，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统筹规划，指导辖区内中小学校做好课后服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地方，曾经参加了学校的“课后三点半”的家长，后来又慢慢退出了。

　　家长有需求、学校提供服务，为什么还会出现家长退出的情况?

　　“要想建设长效机制必须要有合理的利益机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这些年各地出台的政策，其开展课后服务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纳入财政预算，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比如上海和北京等地都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另外一种则是有些地方在探索成本分摊机制。

　　“这就存在资金是否充足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通常情况下，地方财政提供的资金往往少于学校的实际支出，所以学校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规定，学校从校外聘请老师参与“课后三点半”的服务，校外老师可以获得报酬，但是这种补贴并不面向本校老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校内老师参与“课后三点半”服务的积极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会影响学校所提供的“课后三点半”服务的质量。

　　“这次深圳新政最大的改变就体现在资金投入和分配上。”熊丙奇说，深圳新出台的征求意见稿明确表示，各学校课后延时服务专项经费预算按每生每年1000元标准作为控制数，由财政拨款。之前的经费是每生每年补贴350元，难以满足教师课酬、教学器具和场地等费用。

　　同时规定，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的校内教师按照每人每次(2个课时)不低于150元、不高于300元给予补贴。

　　深圳市一位小学校长表示，老师们平时课业负担已经很繁重了，加上两个小时的托管管理会让老师们回家的时间继续延后，如果再“被义务劳动”，老师们就“太亏了”。

　　不过，在专家看来，新一轮的“课后三点半”政策虽然在一些关键点上进行了改进，仍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只是简单把孩子关在学校里，那是过于简单的处理方法，对课后服务的理解就太肤浅了。”储朝晖说，中国学生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被“占”得太满了，学校、课外班、家长都要来占用学生的时间。

　　储朝晖介绍，理想的状态是学生学习国家规定课程的时间最多只能占用60%，另外40%的时间应该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通过一些活动使自己获得自主的成长。而现实是，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已经形成了被动人格，就是父母或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父母和老师都不吩咐的时候，这些孩子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多次与高校辅导员交流时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很多孩子经过千辛万苦考入大学后，突然像失去了方向一样，无所事事、睡懒觉、沉迷游戏。“这些孩子就是没有建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因为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学会自主学习，没有很好地建立起自主性”。

　　因此，在储朝晖看来，新一轮的“课后三点半”要升级换代就要提高托管的质量，学校托管需要履行的职责不再是怎么去学习，而是要怎么安排好这段时间的生活。课后活动的类型要多样化，学校应该有全面系统的活动安排，突出科学性、序列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体验性。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自然、接触社会，学会自治，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行为准则。

　　“如果没有这些根本的改变，只是把孩子从托管班、课外班转移到学校，进行‘物理’上的改变，其实还是没有逃离出‘低水平’。”储朝晖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发现，深圳新一版的方案中特别提到了要因地制宜组织学生就近到社区活动中心、少年宫、科技馆、高科技企业、德育教育基地、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文化馆等场馆，开展参观、学习、训练、体验等活动。

　　就在深圳版“课后延时服务”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不久，教育部在公开回复全国政协委员关于“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的提案”时指出，教育部将指导各地持续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

　　一位资深教育人士呼吁：太多的孩子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上课，他们的生活本应更加丰富，希望有更多更合理的解决方案出台并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