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评价有了正确的“指挥棒”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但如何解决教育功利化、短视化的问题，一直是阻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但如何解决教育功利化、短视化的问题，一直是阻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顶层为教育事业发展设立教育评价“指挥棒”。

　　据了解，《方案》的目标是经过5-10年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职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引导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更加健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这是首次由党中央、国务院出台教育评价改革文件，凸显了教育评价在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说。

　　朱之文认为，教育评价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评价直接影响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影响学校的办学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同时，评价还深刻影响全社会的教育观念，进而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教育生态。

　　“正是基于评价的极端重要性，教育评价被誉为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作用发挥好了，教育事业发展就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否则将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错配，甚至将教育引向歧途。”朱之文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张志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教育评价改革首先要解决如何树立科学的教育价值观问题。

　　“我国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一言以蔽之，是教育‘指挥棒’出了问题。这里的要害是，用单纯的考试升学的‘指挥棒’指挥学校教育、评价学校教育、考核学校教育。结果导致学校教育背离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违背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脱离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轨道。”张志勇说。

　　张志勇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坚持“破字当头”。

　　以考试命题改革为例，张志勇认为，一方面要破除“唯智育论”，加强对学生德智体美劳教育成果的全面综合考查;另一方面要破除“唯知识论”，强化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综合考查。

　　“在中考、高考招生中要破除‘唯分数论’，积极探索多元评价、综合录取机制。高校招生要破除‘唯面子论’，坚决制止一些高校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争抢高考状元、高分学生，助推片面的教育政绩观、破坏教育生态的错误做法。”张志勇说。

　　如何在这些基础上建立更加科学、健全的教育评价体系?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方案》坚持破立结合，重点设计了5个方面22项改革任务。一是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破”的是短视行为和功利化倾向，“立”的是科学履行职责的体制机制。二是改革学校评价。“破”的是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立”的是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三是改革教师评价。“破”的是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行为，“立”的是潜心教学、全心育人的制度要求。四是改革学生评价。“破”的是单纯以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不科学做法，“立”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要求。五是改革用人评价。“破”的是文凭学历至上等不合理用人观，“立”的是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的人才使用机制。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钟秉林分析称，《方案》涵盖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五大评价对象，要构建党委和政府提升履职水平、各级各类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教师潜心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科学选人用人的系统协调的教育评价体系和机制。“显然，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是对政府管理、学校办学、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用人单位选人用人等全方位的评价”。

　　钟秉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评价方式上，要基于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创新评价模式和手段，体现教育评价体系的综合性和有效性。

　　“不再局限于单一目标或标准的实现程度，而是注重对评价对象进行全面、综合、整体的教育要素的评价。”钟秉林说。

　　如何保证这样的“指挥棒”能取得预期成效?

　　朱之文认为，一方面，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在干部选任考核、学校评价、重大项目安排等各项工作中，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不再简单地以升学率为考核标准。另一方面，各级各类学校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将立德树人摆在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资源配置、教师评价等工作都要突出人才培养这一核心，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再简单地以分数考核教师、评价学生。

　　而在钟秉林看来，完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的一个关键是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

　　“首先，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教育督导部门在新时代教育评价中的主导作用，保证教育改革发展与学校办学的方向;其次，要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办学主体责任;最后，要鼓励和引导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的参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钟秉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