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外开放的挑战与策略

疫情期间，国与国、民与民之间互帮互助，共克时艰，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世界更加深入人心。

　　新冠肺炎疫情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的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种人与人彼此隔离、国与国相互防范的疫情防控措施，促使国际社会交往模式产生突变，由流动、融合转为封闭、隔离，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新的变数。面对愈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疫情对教育对外开放提出新要求

　　疫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教育对外开放在打赢国内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以及全球抗疫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抗击“非典”的领军人物钟南山、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等一大批海归专家，不仅在国内“战疫”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也用“大爱”在与世界各国医护人员交流合作中分享了“中国方案”。海外160余万名留学人员和广大华人、华侨第一时间组织起来为祖国捐款捐物，克服重重困难将紧缺医疗物资送达国内，与国内人民一道用爱国之心、报国之行锤炼伟大抗疫精神。这些鲜活的事例既充分展现了过去40余年来教育对外开放的成果，也深刻体现了人心的力量、人文的力量和人才的力量。不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必须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通过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释放更多的“人文红利”和“人才红利”，助力打造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疫情推动中国教育积极参与打造全球公共产品。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联合企业研发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通过了欧盟、澳大利亚等国际认证，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中国教育在疫情期间促进灵活学习的模式发布专题报告，指导全球受疫情影响学生的学习。钉钉、蓝墨云班课、爱课程三家中国远程教育平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发布的《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学校停课的远程学习解决方案》。这些全球公共产品开发过程，实际上就是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和推广过程。以抗击疫情为契机，着力提升我国全球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是提高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推进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变革的必然要求。

　　疫情期间，国与国、民与民之间互帮互助，共克时艰，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世界更加深入人心。教育领域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先后同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教育部门建立了疫情沟通机制，并与非洲国家就校园疫情防控、在线教学等开展经验分享。疫情期间，一些外国留学生或在国外为中国募捐医疗物资，或留在国内做抗疫志愿者。一句“我们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深刻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疫情凸显了教育在各国人民创造健康生活、掌握共同命运、追求共同梦想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仅是后疫情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历史使命。

　　后疫情时代面临教育对外开放新挑战

　　疫情加速了中西方政治经济矛盾向教育领域转移。美国先是将抗疫不力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散布“中国病毒论”，进而不惜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促进双向留学共识，宣布禁止部分中国学生入境美国，甚至威胁中美航班“断航”。在美国的挑动下，西方涉华舆论环境恶化，冷战思维、对华裔、亚裔群体的种族歧视和仇恨心理滋生，正常的学术科研交流合作被政治化和妖魔化。

　　此外，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不少家庭自费留学意愿和支付能力下降，美、英等国政府与大学正为留学生人数可能下降50%—75%做准备。教育对外开放的外部需求急剧萎缩，来华国际学生数量规模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加之美国对我国留学生学科、专业的限制，我国教育链、人才链的国际拓展受到较大冲击。

　　疫情使全球教育流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中断。即使疫情趋于缓和，出于安全考虑，一些高校仍决定继续线上授课。如英国剑桥大学宣布，2020—2021学年的大型公开课将全部改为线上进行。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统2020年秋季学期将继续线上教学，校园保持关闭。疫情的卷土重来或新型病毒的衍生，随时可能阻断传统空间和时间上的开放交流。

　　教育对外开放迎来“三聚焦”与“三转变”

　　疫情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一种理念和战略构想加速演化为卫生健康共同体、教育共同体等一个个“实体”，成为大多数国家一项现实的政策选择。教育对外开放要积极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更多更高质量的全球教育公共产品凝聚共识，拓展教育对外开放的外部发展空间，推进全球教育治理变革。

　　教育对外开放要抢抓疫情之后国际教育合作新机遇，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和人才培养合作，打造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切实为中巴命运共同体、中老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国家之间以及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教育交流合作内涵，提供更高质量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和集中显露的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国内治理主要体现在风险防控能力，即“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是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开发、转化和推广应用能力，在全球校园疫情防控、教育扶贫等方面提供更多中国经验，开发更多国际、区域和全球教育公共产品。

　　在疫情导致教育对外开放外部需求萎缩、“拉力”不足时，需要通过内部改革释放活力、增强“推力”。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每当全球经济衰退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就会增加。今年除扩招硕士研究生、专升本和高职外，一部分出国留学需求会因疫情转为内部“消化”，短时激增的教育需求会进一步加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更优质教育的期盼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亟待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来“释压”。“以开放促改革”和“以改革促开放”，是改革开放的一体两面，互促共进。教育对外开放要适时调整发展的侧重点，用“双促”来增强教育的“双循环”。

　　战略化的信息传播不仅是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化解国际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加强沿线教育数据库建设，打造国际教育数据高地，抢抓“数据话语权”。同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舆论对冲功能，综合运用各种对外传播渠道和手段，提前预判，及时发声，抢抓国际教育舆论话语权。

　　在疫情导致全球大面积断航停航情况下，中欧班列今年1至5月开行数量和发货量同比上升28%和32%。“一带一路”打破了传统区域价值链的固有模式和地域限制，将成为“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随着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和欧洲，“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加明显。因此，应将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纵深拓展重点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展、强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教育链、人才链。

　　(作者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比较与对外交流部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