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秉林：PISA测试，我们需要关注什么？

12月3日，OECD正式对外公布了新一轮PISA结果，关于PISA排名的讨论立即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我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作为整体参加了PISA2018，测试数据显示，我国取得全部3项科目(阅读、数学、科学)全球第一的好成绩。

　　12月3日，OECD正式对外公布了新一轮PISA结果，关于PISA排名的讨论立即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我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作为整体参加了PISA2018，测试数据显示，我国取得全部3项科目(阅读、数学、科学)全球第一的好成绩。四省市学生在国际评价中的排名与表现为了解我国四省市基础教育质量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应对PISA测试结果予以更加全面和理性的反思。

　　一、PISA排名引发的关注

　　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0年发起的对基础教育进行跨国家(地区)、跨文化的评价项目，主要是对15岁在校生的科学、数学、阅读素养等核心素养进行测评，并对影响学生素养的关键因素进行问卷测查，以科学反映学生参与未来社会生活的能力，为教育教学改进提供有效证据。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加入，加之其科学、系统的整体设计，PISA已成为当前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国际性教育监测评估项目。

　　“比较”是PISA测试的重要特点，也是PISA产出证据的重要手段。在“比较”视角下，不可避免地就衍生出“排名”。PISA会以排名的形式呈现参测国家(地区)的测评结果，这些排名，尤其是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三项关键素养上平均分的排名，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参测国家(地区)的总体教育质量状况，为了解各国家(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状况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但是同时，与世界上所有大型评估项目一样，PISA测试也面临着一个重要挑战，即如何避免将评估结果仅用于对国家间进行排名。

　　面对每一轮PISA测试结果，公众、媒体，甚至众多研究者首要关注的都是诸如“我们的学生考了多少分?”“达到各精熟度水平的学生比例占多少?”“我们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等类似话题，而对于PISA所呈现的证据却缺乏关注。例如我国上海在PISA测试“两连冠”时期，国内媒体宣传与报道的内容大都是“PISA是什么”、“排名怎么样”等内容。一些教育研究者虽然开展了PISA测试相关的研究，但大都局限于国际比较视角，最后仍跳不出各国排名的藩篱;或者是关注PISA测试经验对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启示研究，而一线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等直接利益相关者却鲜有发声。

　　在这样的氛围下，公众虽然对PISA有所关注，但无法看到PISA其他富有价值的证据，更不会基于证据对本国的教育系统进行更有深度的剖析。

　　二、PISA测试远不止排名

　　由于教育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和外部环境的约束性，使得教育发展与学生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仅通过成绩和排名很难反映教育系统的“全貌”，更难以揭示和解释成绩背后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关注PISA测试更深层次的内容。

　　一方面，PISA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PISA是一项以实证为本的政策研究，它以改进教育政策为评价目的。其测评框架强调在教育的背景、投入、过程、产出和结果全过程视域下对学生发展有效性及其环境状况进行全方位评价，并从学生、班级、学校等不同教育系统层面识别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评价目的在于通过测验与问卷调查探明教育系统、学校、家庭与学生因素对学生素养的影响，产出大量证据，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PISA重视对影响因素的测查。除了对学生基本素养进行测评外，PISA还对影响学生素养的关键因素进行问卷测查。具体而言，在学生层面，关注学生的家庭背景、阅读活动与学习实践、学习策略、自我效能感、学生幸福感等议题。在教师层面，关注教师的教育背景与教学经历、教师专业发展、教学组织安排与教学策略、课堂教学氛围等议题。在学校层面，关注学校规模、学校硬件资源配备、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学校政策及实施情况、学校氛围等议题。在家庭层面，关注家庭背景、家庭教育资源状况、家庭学习环境、家长情感支持等议题。

　　因此，我国参加PISA测试的目的，不仅是在国际背景下了解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状况，明确优势、增强自信，更重要的是找出问题和不足，明确学校、教育系统和政府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寻找效能更高的教育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五唯”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在对PISA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和解读时，不能只关注分数和排名，而是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以学生发展为教育质量的核心，同时考虑教育的背景性、投入性与过程性要素等关键因素，逐步摆脱单纯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评价导向。

　　三、推动基于证据的科学决策研究

　　PISA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处于全球化进程之中的中国教育，优化和完善我国的教育政策。《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发挥大数据分析在政策研制中的作用，注重监测评估中的成效追踪与问题预警，切实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要加强教育科学研究，进一步推动“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研究，促进教育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教育科研工作的宏观指导和信息服务。一是审慎运用排名，引导媒体和公众分析排名背后的证据，全面、客观地认识我国基础教育的成就与不足。二提高目标群体，包括科研机构、学校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的数据使用素养，科学、客观地使用PISA数据，避免PISA结果的“误用”“滥用”现象。三是加强对教育科研的统筹规划和规范管理，稳步加大教育研究经费投入，引导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紧密结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诉求开展研究。四是在研究队伍建设、经费投入、激励措施、制度保障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广泛听取意见，采纳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推动基于证据的决策。

　　教育研究者要结合我国实际对PISA进行本土化的深入研究。一是除了关注PISA成绩本身的统计分析外，还要对其他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包括教育系统、家庭、学生个人特征等方面对成绩的影响，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因素、影响方式等做出推断，知道何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以及如何改进。二要增强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高度关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重点问题，坚持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如PISA围绕学生课业负担、校园欺凌、学校归属感、学生生活满意度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者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寻求破解这些教育难题的有效策略和办法。三是采用多元研究方法，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对大数据做好深入挖掘与统计分析，通过客观数据评价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现状;另一方面，还要探寻与解读大数据背后的教育价值，及时总结提炼，力求发现规律，升华理论。

　　当今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将大型监测评估项目的结果用于监测本国教育质量和改进教育政策，但时至今日，我们仍需努力使其在政策影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钟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