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校改进至关重要的新的话语体系,不是指仅存在于学校改革文件中的时髦词汇,而是指从改革本文到教师校本教研乃至小课题研究都在言说的话语,是学校改革采取新行动所设计的路线图和策略与方法。

  在进行教研活动时,我们时常会听到或用到“真实表现性任务”“一致性设计”“演绎式和引导式课堂”等诸如此类的术语。这些术语与真实的学校教育教学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语言承载着思维。有着怎样的话语体系,一般就有着怎样对应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话语体系是改革方向的显示器。试想,如果有校长或教师宣称他们在进行课堂教学改革,但是研讨时使用的话语却是应试的、灌输的,又或者是空洞的、抽象的、与教育现实脱节的,那就基本可以断定,这所学校所进行的改革不大可能产生改进的效果。

  那是否意味着,只要改革方案中具备了体现新方向的话语,就可以证明改进会发生?并非如此。以课堂教学改革方案为例,应该至少从三个方面进行检视:一是,方案主要使用了怎样的体现价值趋向的词语;二是,方案是否进行了一致性设计,换言之,改革目标是否有相对应的路径、策略和方法,是否有达成阶段性目标的标志性成果设计;三是,是否有确保主要改革任务实现的保障措施,即是否围绕改革任务进行管理改革,以保证能把主要资源(尤其是注意力资源)配置到位。如果对这三个方面的检视都是肯定的,那么改进就会发生。

  对学校改进至关重要的新的话语体系,不是指仅存在于学校改革文件中的时髦词汇,而是指从改革本文到教师校本教研乃至小课题研究都在言说的话语,是学校改革采取新行动所设计的路线图和策略与方法。

  我们经常看到,新词汇常常只存在于改革文件或者教师的论文中,但是在行动的层面却找不到对应的具体实践。那么,那些成功达到改进目标的学校,它们的新话语体系是从何而来的呢?

  笔者在深入调研那些在教育教学意义上成功进行了关键领域改进的学校时,发现启发他们选择改革目标和道路的源头各种各样,一些来自理论著作或优秀同行实践,还有一些来自专家诊断与建议。尽管源头不同,然而其成功因素却存在共性,即以“学以致用”的态度对待改革源头。

  笔者曾参加过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组织的辽宁省“十三五”规划课题中期研讨会,他们申请的课题是“普通高中校本教研整体改革的行动研究”。这所学校的探索体现出了在校本教研体系内建立共同话语体系的过程。自2018年1月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颁布后,学校开始探索将新课标和新高考落实到日常课堂教学中的方法。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泰格所写的《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UbD)一书给予他们启发。作者在书中所强调的单元教学、逆向设计、深度探究以及真实情境,或许能够解决一直困扰他们的课堂教学难题。

  找到理念、工具和方法之后,就需在教师教学中进行学习、实验与推广。由于教师工作情况十分复杂,考虑到教师时间精力及学习欲望,学校先公开召集了20多位自愿加入“理解力发展”读书俱乐部的教师。这些教师利用2018年春季学期的4个月读了两本书,即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泰格所著的《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和《理解为先模式:单元教学设计指南》。

  读书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即学以致用。由于学校将在2018年秋季学期启动使用UbD单元备课模板进行备课,因此,此时阅读不仅仅为了开阔视野,而是要真正理解怎样进行发展学生理解力的单元备课。由于一开始就本着学以致用的目标,因此教师所做的读书笔记与以前大不一样,参加研讨的态度和所提的问题也很不同。在4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俱乐部的教师在教研时所用的话语也逐渐改变了。

  这种为新的教学设计方式寻找理论依据和策略与方法的阅读和研讨,是符合教师作为成人学习特点的针对性读书方式,即读书是为了解决读书者自己当下的实际问题,因此这是自我导向的学习,能够产生内在驱动力。假以时日,参与者就会形成“新共识”,也就是在组织中建立了新的共同的话语体系。只有当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引入新的话语体系并成为共识后,真正导向改进的改革才会真正发生。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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