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监控设备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场所的安全生态。尽管监控本身不足以阻止违法犯罪,但其无疑给违法者有力的震慑。凡是日常有监控设备的地方,总是赋予人们一种安全感。

  电子监控设备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场所的安全生态。尽管监控本身不足以阻止违法犯罪,但其无疑给违法者有力的震慑。凡是日常有监控设备的地方,总是赋予人们一种安全感。然而,随着监控成为公共场所的“必备”设施,监控的边界与尺度也愈发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开学前夕,杭州市余杭区一所幼儿园围绕监控安装范围产生了争议。家长建议,幼儿园在教室和午睡室里装监控,方便家长在手机实时查看孩子的状况。但园方明确拒绝了家长的提议,不仅因为在教室、午睡室装监控并无文件规定,而且还考虑到装监控关系到小朋友和老师的个人隐私。

  家长远程监控孩子的状况,确实有助于安全,让家长放心。然而,在幼儿园里安装监控,跟在家里安装监控完全不同。只监控自己的孩子,那是履行监护人的义务,也是家长的应有权利。而幼儿园的监控是不分对象的,家长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也能看到别家的孩子,这就产生了幼童个人隐私泄露、监控信息流出后被不恰当使用的风险。

  更关键的是,孩子被送到幼儿园里,园方便负起了保护幼儿安全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压力最终是由教师承担的。如果安装了监控,家长还可以实时查看,便仿佛有很多双眼睛盯在教师背后,教师履行正常工作难免受到干扰。毕竟,在通信如此便捷的当下,家长只要对监控里出现的任何场面有不满意或质疑,都可以很快联系到教师,而教师很可能要花费大量精力回答各种来自家长的问题。

  实时监控的存在,让家长和教师之间原本必要的信任感可有可无。家长认为有了监控,自己可以远程控制,教师就成了简单的执行者。这不仅意味着对教师权威的打击,也意味着幼儿教育的专业性受到了干扰。

  与幼儿园和家长就是否安装监控展开“拉锯战”不同,教育的层级越高,社会对安装监控的态度似乎就越包容。比如,很多大学都在教室里安装了监控设备,而高中课堂里监控设备也屡见不鲜。不久前,中国药科大学在学生宿舍门口、图书馆、实验楼及部分教室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相关报道称学生打瞌睡、玩手机都会被 识别,引起轩然大波。有关公司不得不澄清,课堂行为分析仅为技术场景化概念演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学生的“小动作”被毫无保留地抓拍。

  平心而论,在大学教室里安装监控,确实有着安全上的必要。大学校园是开放的,很多高校的教学楼也任由社会人员进出。那么,教室就是维护校园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与相对封闭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室不同,大学教室公共性的程度更高,发生失窃甚至恶性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大学教室的监控也并不必然面向学生和教师,可以说是无差别地记录所有进入教室人员的举止。

  然而,无论是在教室,还是在走廊、运动场的公共空间,监控功能应侧重于事后追究和调看。有权调取监控的人员,应当经过严格程序审批,也不能任由普通保安随心所欲地观看特定的监控。否则,监控非但难以起到相应的效果,还可能成为“偷窥”的工具。

  其实,就像杭州那所幼儿园的担忧一样,如何使用监控,关系到相关各方的信任问题。教师履行正常的教学职责,不仅需要学生的信任,也需要学校管理部门的信任。各式各样的高科技,确实能够替代人工实现原本难以做到的管理。然而,技术终究是“冰冷”的,更不能违背合理的人性诉求。离开了信任,空有看似严苛的管理,课堂很可能变得死气沉沉。教师背后的“眼睛”,并不是越多越好。

  在家校关系日趋复杂的当下,拒绝家长安装监控的要求并不容易,让我们给那所幼儿园坚守原则的勇气点赞。这场争论再次提醒人们:在简单的利益得失和责任归属之上的,还有那更崇高的人本精神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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