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作为全国第三批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8省市新高考方案出台,除了规定考试选科模式、录取方式等,对高等职业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也进行了部署,都明确将完善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主的多样化考试招生办法。

  4月23日,作为全国第三批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8省市新高考方案出台,除了规定考试选科模式、录取方式等,对高等职业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也进行了部署,都明确将完善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主的多样化考试招生办法。然而,这一路径如何对接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高职院校“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的要求?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特别是位于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应试点率先全面推进注册入学、免试入学等“开放入学”方式。这是完成扩招任务的最佳途径,也是满足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回归高职教育理念和国际经验之谈。

  从任务完成途径看,推进“开放入学”可使高职院校大幅提高入学率。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招生方式明显阻碍了各类候选者的直通道。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提出的“职教高考”制度和各省市新高考方案,在高职院校的三类招生对象中:普通高中毕业生在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和高中综合素质被认可后,还须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或统一高考,分数达标后才能被录取;中职毕业生除在“五年一贯制”或“3+2”等中高职融通模式中可实现直升外,在高职单考单招途径中也需要参加对口升学统一考试,免试入学途径则只在浙江等部分省市推行且只对优秀中职生开放(如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或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退役军人、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社会考生除了要参加高职组织的综合素质评价和职业适应性测试,在报名时还需有相应的户籍和学籍,才能在归属地的高职院校提出申请。

  种种要求无疑限制了高职院校的入学率,加上近年来高职院校生源危机的加剧,导致即使在有些试行了注册入学的省份,许多高职院校还是不能完成招生计划。不难想象,报名要求使得大量招生对象就读高职的意愿被削弱甚至消弭,“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核标准也淘汰了不少能力有所欠缺者。根据《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高职专科招生总数为350.7359万。在生源筛选关卡林立的招生机制下,一年扩招近30%的目标恐难实现。

  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看,推进“开放入学”可满足国家和社会对大量技术技能人才日益增长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严重缺乏,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就指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而且高级技工在产业工人队伍中的占比仅为5%左右。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日本、德国分别达到40%、50%。人社部2018年的数据也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1.65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万人,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高职院校本身的办学使命就在于为全国或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但“严进”的招生模式显然影响该使命的达成。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以社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在高职院校实行开门办学,为现代产业培养充足的专业技术人员。另外,除了市场需求这一客观拉力,许多公民也有接受高职教育的诉求,这一主观推力亦呼吁高职院校向所有意向生源开放。

  从高职教育理念看,高职院校不应该秉持“贤能主义”的精英教育理念,而应该倡导“有教无类”的普及教育理念。如果在入口就要求生源具备成为“灰领”或“蓝领”所需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养,那高职3年时间的人才培养功能何在?如果高职教育只对特定群体开放,如何助力我国实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我国不少高职院校之所以不愿意大力推进注册入学、申请入学等改革,正是担心推行“开放入学”后,会被公众认为招生门槛太低,办学质量无法得到保证。这种想法,并不正确。确保办学质量的关键在于过程监控,而非起点监控。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有教无类”后,才能真正凸显办学实力。作为助推我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迈进的核心力量,高职院校应该重培养,轻选拔,甚至是无选拔,或者说宽进严出,而非严进宽出。

  从国际经验看,高职院校实行开放入学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例如,在美国,社区学院、初级学院、技术学院等高职教育机构历来秉承开放精神,接受所有的申请者,没有设置单独的入学考试,也无须查验SAT分数等。在德国,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由企业主导,招生过程中主要考察企业需要与学生能力、兴趣的契合度,招生对象分布广、层次多、口径宽。在日本,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和其他高中后职业教学培训机构同样享有充分的自主权,通过申请入学、甄选入学等形式招生,没有统一考试要求或户籍限制。

  我国高职院校的招生制度从最初的统一招生的1.0时代,到2016年开始进行了分类考试招生改革的2.0时代,形成了统考统招、单考单招、自主招生、中高职融通招生、注册入学、免试入学并行的“六模式十二类型”样态。为了顺利完成一年扩招100万的目标,并响应社会发展需求和回归高职教育理念,各地特别是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应学习域外的成功经验,尽快试点取消各类报名(高中学历除外)和考试要求,进入全面“开放入学”的3.0时代。

  当然,不把生源资质关,不代表不把招生计划扩招资质关,即各高职院校需要结合自身的办学条件和特色,论证是否扩大招生规模,以及哪些专业扩招、扩招多少,不能一哄而上。但在满足扩招条件下,高职院校应该以需求为导向,无条件足额录取具备高中学历的各类申请者,并加强培养质量。

  (作者:郑若玲,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万圆,系华东政法大学高教所助理研究员,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完善措施研究”〔18JZD052〕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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