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发展动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纵观40年来教育的历次改革与发展，始终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始终践行着“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崇高使命。

　　“6选3非常符合学生需求，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真正感兴趣、有特长的科目。”上海新高考方案实施后第一届考生乐意安说。

　　2017年6月，上海、浙江34万名高考生像乐意安一样，成了首批“吃螃蟹”的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从“选分”到“选人”，高考制度迎来40年来最大变革。

　　“惟进取也，故日新。”这是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对时代变革的理解和渴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教育系统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推进教育改革，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拨乱反正，教育事业全面恢复重建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全社会没有了学习知识的活动和动力，国家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1977年，邓小平刚复出不久，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直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1977年底，恢复高考，570万名考生从车间田地、山林工厂走向考场，最终27万人被录取，命运由此改变。

　　“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也是我人生的转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前院长钱颖一感触颇深。而在北大教授陈平原看来，恢复高考不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更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1977级、1978级学生是幸运的，他们经历了若干划时代的事件：恢复高考制度、扩大派遣留学生出国、改革开放号角吹响……他们见证了中国历史的转折。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国家对教育的直接要求;而“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不仅需要纵向的选拔培养，更需要横向的比较。

　　“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要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1978年6月，邓小平作出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

　　从1978年第一批52人启程赴美，到如今中国已有500余万人到海外留学，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卓越人才，留学生也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连接世界的生力军。

　　如果说1985年之前教育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和重建，那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则真正启动了教育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党中央对教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策，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

　　而改革最直接的动因，则是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面对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政府职能与办学自主权划分不清、教育结构不合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多元筹资难题等，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发展的需要。

　　怎么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决定，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的战略目标，将教育改革纳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中。

　　具体如何实施?《决定》提出了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二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三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四是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自此，我国教育事业各项改革蓬勃开展——

　　198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印发，确立了到20世纪末教育发展总目标：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两全”);建设好一批重点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两重”)。

　　1999年，《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发布，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印发，明确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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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座里程碑上，都打上了《决定》的烙印。

　　与时代同步，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

　　1992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

　　这一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谈话，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众多且科技文化水平偏低是基本国情。如何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如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撑?

　　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是必由之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成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1993年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的行动目标。

　　穷国办大教育，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经费紧张是客观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这一体制极大地调动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办学积极性，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为实现“两基”战略目标作出了极大贡献。

　　“两基”攻坚，重点、难点在农村和西部。为此，国家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农村教育支持最大的工程——“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前后两期投入近200亿元，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

　　成果迅速显现，截至2000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达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2001年1月1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如期完成了向世界的庄严承诺，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然而，21世纪初所实现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还是初步的、低水平的。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尚不完善，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拨款有限，大规模“普九”只能辅以征收教育税费、学杂费等多渠道筹资，严重制约了基础教育的发展。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集体积累已经不多，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实现了“从向农民收费集资办学转变为主要由政府出资办学，农村义务教育管理由乡镇为主转变为以县为主”的两大变革。

　　此后，基础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

　　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2006年春，西部农村的学龄儿童不再交学费、杂费和书本费。

　　2007年春，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

　　2008年秋，全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除学杂费。

　　至此，中国义务教育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性转变。与免除具有千年历史的农业税一样，义务教育全免费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乃至百年来中国教育成就的重要标志。

　　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工程;高等教育则直接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然而，直到1998年，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78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高校扩招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08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4%，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此后，这一数字仍大跨步增长，2010年达到26.5%，2017年达到45.7%……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快速迈进。

　　伴随扩招，过去“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的旧体制，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现实，“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管理体制改革，使高等教育走向了“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发展路径，极大调动了中央、地方及社会各方面参与办学的积极性，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大幅提升。

　　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1992年中央政府提出“要面向21世纪，重点办好一批(100所)高等院校”(“211工程”)，以带动整个高等教育发展。1998年又决定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985工程”)。此后，国家又先后开始实施“2011”计划、“双一流”计划等，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向世界一流挺进。

　　高等教育领域的系列改革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改善了高校过去资金匮乏、设施陈旧、队伍不稳的局面，而且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增强了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科研实力、创新能力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攻坚克难，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

　　进入新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何在?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然而，伴随中国教育持续高速发展，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纷至沓来：高等教育领域，扩招后大学教学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难，学术造假等问题日渐突出;基础教育在“效率优先”的发展观影响下，教育公平被忽视，城乡、区域、学校之间差距不断拉大;职业教育发展滞后，职校生被视为“二等公民”，等等。

　　“今天的教育改革，面临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待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经济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发展对于教育结构调整和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当下的教育改革，无法回避“十三五”甚至未来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作为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对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教育开放等进行了全面部署。

　　党的十八大继续把“优先发展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任务，公平与质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两个重要维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时代赋予教育的使命，也是今后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

　　几年前，新一轮教育改革发展启动：

　　2014年9月，国务院启动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吹响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力度最大的一轮高考改革号角，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从育分到育人，着眼终身发展，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义务教育出现“城镇挤、乡村弱”现象，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扩大。2016年，《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应运而生。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意见》要求各级政府以缩小校际差距为立足点，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等十大举措随之出台。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两个重要文件出台，中国2600多所高校重新洗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为了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2017年，全国1.21万所职业院校开设约10万个专业点，年招生总规模933万余人，在校生2697万余人，每年培训上亿人次。每年有280万个家庭通过高职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

　　教育发展，经费先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2012年首次实现占GDP比例达4%后，连续6年超过4%。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3.14万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2017年达3.42万亿元。仅2012—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5年累计投入13.5万亿元，超过1952—2011年60年累计投入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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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可以自豪地说，经过40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创造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奇迹，而且正在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40年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始终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本报记者万玉凤董鲁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