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一流”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新时代主要矛盾已转化为高校大学生渴望用外语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在国际上交流他们的创新思想和科研成果的需求与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目前的教学定位不能充分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郭炜摄/光明图片
编者按:当今社会,随着社会需求、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专业类外语人才的培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说,我国高校对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时代的产物,是基于中国施行改革开放、进入国际舞台的需要,那么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国际交流合作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对于国际化人才的理解需要重新置于新型国际关系和中国发展阶段去考量。专业性高等外语类人才培养机构在新形势下,该如何推进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才能满足人和社会的双重需求。我们邀请专家、老师、学生,一起探讨。
在“双一流”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新时代主要矛盾已转化为高校大学生渴望用外语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在国际上交流他们的创新思想和科研成果的需求与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目前的教学定位不能充分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高校外语教育必须毫不迟疑地从目前开展与中小学一样的同质化通用英语教学向专门化和精细化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即满足特殊需求的语言教学)转移,花大力培养大学生在他们各自学科和行业里的英语交际能力。
1 新时代我国高等外语教育仍要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
2018年1月30日,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其中覆盖了92个本科专业类。外语界的《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也在其中,它们代表着新时代指导我国高校英语教育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具体来说,外语教育要满足国家科技、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即培养大学生能用外语汲取和交流他们各自学科领域里前沿信息的能力,提高我国这些领域里的国际竞争力:外语教育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在航空、海事、海关、贸易、医院等系统都需要大学毕业生能用英语直接工作,更好地满足国际的交流和服务。
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我国自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校外语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我国整整一代本土培养的科技工程人员无法用外语熟练地汲取他们各自领域的国际前沿信息,也无法用外语有效地在国际期刊或国际会议上进行交流。原因之一,我国高校外语教育不是定位在解决这方面的矛盾:40年来无论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还是英语专业教学大纲都始终把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作为主要教学目标,制定四级、六级、专业八级等全国统考的达标要求,引导他们向英语本族人的语言水平接近。
2 培养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工作的能力至关重要
任何学科的理论和知识都是通过语言构建和交流的。而语言构建和交流的方式(如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和句法形式)是因学科和行业而异的。例如人文学科理论是通过知识协商即引经据典建立起来的,而自然学科的发现是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手段。在英语学术写作中,前者文献引用的频率高于后者,前者的句法结构复杂度也超过后者。因此,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只有掌握自己学科和行业里外语的各种语类语篇能力、修辞手段和句法结构等才能真正融入国际学科或行业共同体,才能有效汲取和交流学科或行业信息。
无论是“双一流”还是“一带一路”建设,入门条件就是国际交流能力。国际水平不仅仅是指科技成果的本身,同时也指科技成果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和科技人才是否具有国际话语权。在英语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通用语的今天(95%的自然学科期刊论文和90%的人文社会期刊论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培养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工作的能力对实现国家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而要用国际学科和行业共同体公认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传统来交流,就必须进行专门英语的学习和训练。
3 当代大学生渴望在国际交流中增进专业学习和研究
借助互联网,当代大学生能迅速接受国际前沿学科信息;借助高校的重点实验室,他们可以进行实验收集数据;借助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可以参加课题组的项目。他们有数据有想法有发现有创新,他们学习外语已不再是满足通过某个等级考试(这个要求非自然的,是人为强加给他们的),而用外语在国际期刊和国际会议上交流科技成果已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第一愿望。
因此,在“双一流”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新时代主要矛盾已转化为高校大学生渴望用外语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在国际上交流他们的创新思想和科研成果的需求与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目前的教学定位不能充分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高校外语教育必须毫不迟疑地从目前开展与中小学一样的同质化通用英语教学向专门化和精细化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即满足特殊需求的语言教学)转移,花大力培养大学生在他们各自学科和行业里的英语交际能力。
4 高校外语教育须深刻改革
第一,必须抛弃外语基本功扎实或培养大批翻译人才就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科技经贸政治的需要的传统理念。培养翻译人才是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口号,我们现在要的是培养一大批能用英语直接开展学习和工作的各种专门人才,而不是随身带口笔翻译的科技经济和外交人员。
第二,必须破除要求所有大学生听说读写译样样都精的能力全面发展传统思维。在完成近10年的中小学基础英语后,大学生不需要再继续学习“全部”英语,而只需要学习他们所需要的英语(如航空英语,医学英语等),即告诉我你需要英语做什么,教师就可以帮助你在最短时间教会你所需要的英语。
第三,必须改变英语专业是“高校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学英语是“高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的狭窄的英语教育属性。道理很简单,如果英语教学只属于人文教育,也就无法从学科体系上为开展培养理工农医经贸等大学生用英语从事他们专业学习和工作的外语教学提供理据。
第四,我国高校外语教学资源必须从英语专业向公共英语转移。英语专业要配合公共英语致力于培养专门用途英语教师或直接培养大学生在特定学科和行业领域里的交际能力。除了中小学,我国高校不需要每年几十万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或教学的毕业生。
第五,必须尽快恢复“专门用途外语”的学科地位(改革开放初期,教育部外语目录有其二级学科位置,1997年调整出去)。在以学科发展为驱动的我国高校里,只有有了学科地位,才能吸引一大批外语教师敢于投身于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才能有项目和资金的投入,才能有教师身份、研究和职称的归属。
我国已从本土化社会转型到了国际化社会。今后的几十年,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领域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我国外语教育为这种大变化做好国际人才培养的准备,即培养一大批能用英语直接开展工作的各种专门人才。为此,我国外语教育必须进行深刻的改变。
(作者:蔡基刚,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