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打“组合拳”解“三点半难题”

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教育部对“三点半难题”历来高度重视。去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各地也纷纷因地制宜推进相关工作，探索出了各自的“高招儿”。

　　“下午三点半，放学时间到了，我们组的老师已经快速上岗执勤，不少学生已经被家长接走，但校园里仍然有很多孩子的身影，他们有的在图书馆里安静地读书，有的在教室专心致志地写作业，有的在音乐教室里练习乐器……”这是济南泉景中学小学部教师魏靖在自己的执勤日志中记录下的学校课后服务场景。

　　学校放学时家长还没下班，孩子不知道该去哪儿。“三点半难题”看似小事，却是困扰千万家庭的民生大问题，客观上，这种矛盾的存在也为不规范的课外培训提供了生存土壤。

　　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教育部对“三点半难题”历来高度重视。去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各地也纷纷因地制宜推进相关工作，探索出了各自的“高招儿”。

　　政府主导学校组织课后托管

　　由政府主导提供财政支持，学校负责组织实施，提供放学后托管服务，是各地解决“三点半难题”最常见的模式。

　　在上海，全市小学自2017学年开始全面试行“快乐30分”拓展活动，每周安排4天，每天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学生可自愿选择参加。上海要求，“快乐30分”结束后，所有公办小学都要为确有困难的学生继续提供看护服务。

　　在北京市大兴区，2018年春季新学期开始，新城地区的60所小学和幼儿园全面试行课后延时服务，集中看护不能按时被家长接走的儿童直到下午六点半。大兴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课后延时服务完全免费，家长自愿选择，有服务需求的家长向学校提前申请，学校根据申请情况安排教师。不同班级的学生将组成规模不超过20人的临时班，由两名教师管理。

　　山东省济南市从2012年开始就在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建立了“三点半学校”;2017年9月，济南在全市推开了“三点半课堂”。该市教育局局长王品木说，目前，济南市区386所学校都开展了课后服务，覆盖率为100%，惠及学生超过11万名。为防止“三点半课堂”异化为变相补课，济南明确了两条重要红线：一是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行要求学生参与课后服务;二是坚决防止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同时不得组织存在安全风险的活动。

　　天津市河东区将课后服务和素质教育相结合，在保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鼓励学校探索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形式。经过探索和实践，有的学校开展绿色环保教育，有的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还有的开展安全教育，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除了以学校为主体开展的课后服务外，很多地方还依托社区、公益组织、高校等开展了各种有特色的课后服务。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道窝洛子社区的办公室里，一群放学的小学生围坐在一起聆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管学院党委书记李逸龙以“家·善·爱”为主题的讲座。

　　为小学生课后举办类似的讲座，在灵山卫街道已是常态。西海岸新区教体局联合灵山卫街道，以灵山卫社区教育中心为依托成立了“灵山卫社区教育学院”，借助周边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岛黄海学院等高校的资源，面向社区居民打造了免费的“四点半课堂”。

　　浙江省宁波市在引入多种主体参与提供课后服务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探索，“四点钟学校”是当地已经实施多年的一项惠民工程，除中小学外，少年宫、关工委、社区等都参与到了“四点钟学校”的创办工作中。

　　在师资上，宁波以学校教师为主，以志愿者、“五老”人员为补充，同时吸收民间艺人、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校大学生等参与辅导。在课程内容和活动设置上形成了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拓展性课程体系。

　　北京市西城区教委2014年开始实施的“城市学校少年宫”计划受到很多家长和学生的喜爱。该计划通过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在校内开展包含艺术、科技、体育、传统文化等内容的特色课外活动，建立校内的少年宫，师资队伍由学校教师、有资质的社会教育机构、“非遗”传承人、“高参小”项目高校以及学生家长等共同构成。

　　目前，该计划已在西城区实现全覆盖，书法、舞蹈等艺术类课程，机器人、单片机等科技类课程，篮球、乒乓球、跆拳道等体育类活动，面人、风筝等多项“非遗”项目均已在学校铺开。

　　广东省教育厅3月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担负起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的统筹管理职责，加强对参与课后服务的第三方社会机构资质的审核和监督管理工作，探索建立符合资质的第三方社会机构目录，供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建长效机制保证政策持续性

　　开展课后服务，无形中将给教师和学校增加很多压力和额外负担，安全责任、教师的备课压力等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保障课后服务的可持续性，是各地面临的共同问题。

　　北京、上海、广东、南京等地以政府统筹规划、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等方式，鼓励、支持学校利用场所、师资和设备优势，为中小学生组织普惠性的课后活动。

　　北京市教委按照“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学校组织、学生自愿”的原则，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课外活动计划，经济支持标准是每生每年700元至900元。

　　南京市在全面推行弹性离校制度时宣布，2017年，市级财政将投入不少于1500万元，用于奖补相关学校，市区两级专项资金将按每生每年不低于400元标准落实。

　　广东省内发布的相关指导意见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以财政投入为主，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确实不具备条件，但有课后服务需求的地方，可探索政府和学校支持、家长合理分担运行成本的做法，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确定成本分担机制。

　　“课后服务不能只靠教师自觉和发布行政命令，需要建立长效机制。”王品木说，2017年，济南市教育局和人社、财政等部门，建立了相关配套和保障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给予适当补贴，调动学校、教师长期主动服务的积极性。

　　“应当出台激励政策和经费筹措方案，鼓励学校主动增加供给。”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党委副书记陈国治认为，如何靠制度化而非仅仅是教师的责任感满足各类必要的课外辅导需求，如何使学校减负增效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的经费压力，对这些问题应当有制度创新的空间。

　　(统稿：记者 李澈 采写：记者 魏海政 施剑松 徐德明 孙军 史望颖 刘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