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1月8日召开的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传出喜讯：全国共有113所高等院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奖三大奖通用项目157项，占通用项目总数的72.7%，占比连续3年超七成。

　　“高校在全国授奖项目中连续保持高比例，充分体现了高校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性创新研究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体现了高校对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校获奖层次和成果质量“双提升”

　　今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显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中的特等奖和一等奖以及创新团队奖中，均有高校的身影。这说明高校在获奖数量继续保持高位的同时，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与此前几年的评选结果相比，今年的国家科技奖，高校收获颇丰。根据公开信息，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我国著名火炸药专家、奋斗60多年持续推动我国火炸药技术发展、先后3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励一等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摘得桂冠。这也是近5年来高校教师首次获此殊荣。

　　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共35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3项。在这35项一、二等奖中，高校获得的奖项占授奖总数的68.6%。其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本忠等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了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49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47项。高校获得的奖项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的67.3%。2项一等奖均花落高校，分别由浙江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获得。

　　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132项，包括特等奖2项、一等奖9项、创新团队奖3项。其中，高校通用项目获奖100项，占总数的75.8%;浙江大学获得特等奖1项，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各获一等奖1项，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创新团队奖。

　　另外，全国共有11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专用项目16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各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

　　事实上，近5年三大奖总数基本呈逐年减少趋势。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试行授奖数量总额控制，技术发明奖还试行了差额投票，并且对完成任务报奖间隔年限和论文规范使用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2015年和2016年三大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不能作为2017年度三大奖推荐项目的完成人，遏制搭车报奖、拼凑报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在推荐和评审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高校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更反映出高校科研质量的提高。”

　　大批科研成果“顶天”又“立地”

　　“在今年获奖的成果中，既有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项目，也有致力于改善民生的科技创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同总体趋势一样，高校获奖项目也呈现出“顶天”和“立地”的特点。

　　医学关键技术创新，既是重大民生问题，又是体现一个国家医学水平的重要指标。2013年，长三角地区突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情，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李兰娟项目组快速行动，在发现新病原、确认感染源、明确发病机制、开展临床救治、研发新型疫苗和诊断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和突破，创建了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技术”。这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在实现成功防控疫情的同时，还在国际顶尖杂志发表SCI论文248篇，授权专利17件，出版专著25部，发布指南38个，为全球传染病防治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价该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堪称国际典范。最终，该项目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能源问题既关乎国家安全，又涉及百姓民生。清华大学教授吕俊复和浙江大学教授高翔分别带领团队，从不同方向提供了解决方案，分别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吕俊复团队探索的600兆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解决了我国劣质燃料的高效清洁利用问题，被国际能源组织认定为国际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发展的标志性事件。高翔团队完成的“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则实现了复杂煤质和复杂工况下多污染物低成本超低排放，同时，建成首个燃煤机组超低排放示范工程，排放浓度显著优于世界最严标准。

　　作为“新四大发明”之一的中国高铁，2017年年底在“四纵四横”实现收官之后，仍在向着“八纵八横”快速迈进。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高铁营业里程达到3万公里左右，覆盖全国80%以上的大城市。高铁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正在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一张重要的“国家名片”。以着力解决铁轨和道岔接缝问题、突破了高铁运行中存在的“高速屏障”问题的“复杂环境下高速铁路无缝线路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与之相似，切削技术和数字化加工，听起来似乎并不“高精尖”，但是，大连理工大学贾振元团队的“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构建高质高效加工技术与装备”项目，完成从源头理论创新到设备研发制造的全链条创新，将航空航天领域的复合材料构件加工从“手工业时代”带入“高质数字化加工时代”。

　　实际上，瞄准国家重大需求、产业技术应用领域的现实需求开展科技攻关这种特点，同样也能从本年度获奖的基础研究领域成果中找到“影子”。2017年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聚集诱导发光”项目，突破了教科书经典内容“聚集导致发光猝灭”的制约，建立了与传统理论完全相反的“聚集诱导发光”概念。在此基础上，香港科技大学唐本忠教授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完成了从体系开发、机制探究到应用的多方面研究，目前已在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癌症成像和诊断、环境监测、医学和细菌检测等方面取得应用性成果，使之成为一项由我国科学家开拓引领、多国科学家竞相跟进的研究领域。

　　成果背后是高校科研体制机制的创新

　　高校高质量成果涌现的背后，得益于近年来我国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

　　科学合作已成为世界科学发展、各国科学家获取科学资源、交流前沿科学信息极为重要的途径。从本年度高校获奖的项目成果来看，不少获奖项目不仅凸显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而且大都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大平台上所取得的，这也正在成为牵引我国高校科研快速发展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以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为例，该成果就汇聚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国疾控中心、汕头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等11家单位的科研力量。

　　同样，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贾振元所属的现代制造技术科研团队，近年来加大了材料、力学、机械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力度。

　　据了解，今年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中，企业参与完成的占81.6%，为近5年来最高。这说明企业在原始创新活动中的参与度正在大幅提升。但是，无论企业牵头还是高校牵头，在完成单位中都可以看到二者密切合作的身影。这意味着近几年来我国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机制正在形成，同时也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机制支撑。

　　对此，贾振元表示：“高校要加大原创性、基础性研究，去解决企业、行业面临的‘卡脖子’的问题。企业的强项在于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他们遇到的这些瓶颈属于基础研究问题，而这正是高校的优势，为此，高校要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产学研合作要以企业为主体，形成企业需求拉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一条链的创新体系。”

　　此外，中西部高校、非国家重点高校在国家科技奖励中也表现不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持续多年在人才、资源等方面向中西部教育倾斜的政策效应，正在初步显现。

　　“获奖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在内涵式发展和特色发展上的趋势，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各自的优势学科领域内完全可以朝着‘一流’水平迈进。”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国家科技奖励从一个侧面可以或多或少地体现高校的学科优势、科研发展方向等重要信息，而这些信息可以为高校发展及定位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