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更唤大师

大学孕育大师，大师成就大学，这一话题自中西方产生成规制的、能称之为大学的机构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在当今中国“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更需呼唤大师。

　　大学孕育大师，大师成就大学，这一话题自中西方产生成规制的、能称之为大学的机构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在当今中国“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更需呼唤大师。

　　大师乃思想之师、人格之师，乃大学之魂

　　大师首先是思想之师。所谓思想之师，是指大师不仅是优秀的专业人才或者卓有成就的专家，更往往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渊博学者，并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看法，而且这种思想和看法进一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在长期思考中沉淀下来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国内同行乃至国外同行中被认可、被传播，甚至形成了某种颇具影响的思想流派。因此，大师并非那种仅仅人云亦云，吸取、模仿国内外尤其是国外流行观点的纯粹模仿者和承接者，尽管大师也要尽最大可能地深入钻研进而吸取、借鉴国内外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可以说，有了大师，才会有真正一流的大学，才会为社会、为时代、为民族、为人类真正贡献有价值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句话正是对高校大师的写照。

　　大师同时还是人格之师。“大师”在专业领域作出贡献的同时，更显现出其精神层面的无与伦比和自身气质的独具魅力。大师所达到的人格境界，是超凡脱俗的，至少凸显于以下两方面。

　　首先，大师是在干事业，而并不仅仅在于谋“职业”。这就是说，大师并不仅仅囿于自己的生存追求、生活的安康，而是把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心中时刻有大我。当然，大师作为凡人之一，摆脱不了凡人生活，也要为柴、米、油、盐而操心，但是，大师的境界并不限于此，而是将小家与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以民族、国家大业为重，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情怀。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大师着眼于真理的追求和民族的福祉，绝不会耽于个人名利上的斤斤计较，乃至为此目的与人的明争暗斗。陶行知先生若不放弃高官厚禄而走上了一条艰苦的办学、育人的救国之路，他是可以有更舒适、更富足的个人和家庭生活而终其一生的。

　　其次，大师皆是虚怀若谷，且爱生如子、爱民如己之人。既为人师，就要面对学生。在大师眼中，学生是其学术生涯之本，是其人生事业之基，若无学生，师之何存?基于此，就有了《论语》中孔子的“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就有了《黄宗羲全集》记载的朱熹“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也就有了学者所说的“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还有了季羡林先生在大街上遇到不曾相识的青年求教，也会耐心解答，对于需要进一步查找资料落实的问题，也会真诚地告诉对方，待查证后再告知之。因此，大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与学生疏离的，而且对学生必定一视同仁，充满同样的情感，不论学生是聪明还是愚笨、是自己的亲传弟子还是其他学者的弟子，甚至是从不相识的年轻人。

　　正是因此，大师就成为了大学之魂。真正一流的大学，不仅拥有一流的技术、传授一流的知识，而且最能彰显大学之为大学的精神，成为引领社会前行的旗帜、产生原创性思想的基地。而大师，正是这种精神和旗帜力量的核心。一所大学，大师的数量可能并不很多，但其身上所散发和投射出来的力量却是无与伦比的。大师的名字甚至可能成为人们谈论一所大学的代名词，成为一所大学被人们认可和敬仰的标杆。在适逢西南联大建校八十周年之际，我们不由得对西南联大时期的大师群体产生由衷的敬仰之情。

　　在“双一流”建设的热潮中，大师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标杆、灵魂和旗帜，因此我们更需呼唤大师。一所学校有无大师，直接影响到学校的质量和向一流大学的迈进程度。大师的学术与人格双重魅力在学生中具有天然的感召力、亲和力，是对学生进行良好的专业教育和人格熏陶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也是引领和感召青年教师形成师之为师境界的无形力量。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可以说，“双一流”建设既不能缺“大楼”，也不能缺“大师”，这是全面衡量一流大学或学科的一体两面，是一种完整的追求。但相比较而言，人的因素是更重要的，人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力量，人的潜能一旦迸发出来，是任何物质条件所不能取代的。对于梅贻琦先生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理解为梅贻琦只是强调大师的重要，而忽略了大楼的重要。1931年，即将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恐怕比谁都更明白楼房建筑、实验设备、教师的薪酬待遇等物质条件是一所大学、尤其是一所知名大学发展的基础。然而，他更强调的是在此基础上人的重要性。没有了人，一切物质基础和条件对于大学来讲，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正如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所言，“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当今时代，人们强调梅贻琦的这句话，呼唤大师的产生，也正是基于现实状况的思考。

　　近年来，国内的各类高校，为提升大学的质量，为培养或延揽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克服诸多困难，日益注重“大楼”类的物质条件的营造，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感到大学对建设高楼大厦等物质条件的重视似乎更甚于对大学是一种产生新思想、培养具有独创性的高质量人才、服务并引领社会发展的机构的重视。在对人才的引进过程中，往往注重的是以硬条件吸引人，而相对忽视了软环境(即人文环境)的巨大作用;在对人才的激励和考量措施中，又往往注重的是人才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刊物的级别，而忽略了人才原创性思想的萌发和对学术前沿的引领。当然，单单一所高校很难静下心来对人才进行长效的、准确的评价，而人才本身也很难做到既不回避量化，又不囿于量化。

　　但无论如何，全国各类高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的确是竭尽全力的，是下了足够大的功夫的，此方面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当然，即令如此，可能还无法完全与当今国外名校相媲美，但高校的办学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作为新时期高校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新引进的人才，还是本土人才，都应当在生活条件和办公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对学问的精深探求上，用在对疑难问题的孜孜思考和解决上，用在新的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上。如是，大师就很可能在这些人才之中脱颖而出。

　　企盼造就彰显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大师

　　最后要说的是，尚不能将各行各业的优秀技术人才完全等同于大师，甚至也不能将卓有成就的专家完全等同于大师，虽然优秀技术人才和专家是我们当今社会所需求的和不可或缺的，而且他们距离大师也是最近的。

　　大师是引领学科和专业创造性发展的思想之师，即是原创性思想产生的智慧之源。同时，大师在人格上的境界是无与伦比的，其人格的魅力能在经历过若干年代的风雨洗礼之后，仍光芒四射、令人动容。

　　因此，即令在信息化和高科技化的今天，在向“双一流”大学迈进的今天，我们仍需呼唤大师——呼唤能在世界面前彰显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思想之师，能以厚重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开启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道路的理论之师，并以自己人格所达到的境界令后世敬仰甚至追随的人格之师。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研究》[VEA1500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