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刺中国教育“标准年”

仔细翻阅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就会发现一个与以往的显著不同——“标准”二字出现的频率陡增。从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体育本科教学技能标准、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到中小学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高校学科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高校各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再到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仅与教育标准的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工作任务，就有20多项，且涵盖教师、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等方方面面，涉及质量标准、专业标准、技能标准、评价标准、管理标准等多个层面。　

今年要制定或完善的教育标准就有20多项，构建完善的国家教育基本标准体系箭在弦上　

　　冲刺中国教育“标准年”　

　　早春时节，新一年一项项战略部署正由纸面走向实践。仔细翻阅教育部2014年中的不同寻常有了更深入的解读，他将此举定义为继续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和客观要求。　

　　“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制定和完善相关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框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教育领域而言，就是要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谈松华说，这就意味着教育行政体制、行政职能、治理方式等都要有重大转变。　

　　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却是从自上而下的管理、调控到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的积极转变。谈松华认为，从政府职能转变的三个层面切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形势、责任和使命。“政府职能转变涵盖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及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谈松华告诉记者，在教育领域，第一种转变就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际上就是体现了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即政府不能包办学校、民间机构和社会的事务，而应把主要职能放到这些组织机构无法做而必须由政府负责的公共治理上来。制定和完善相关教育标准，正是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这种转变。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不会把精力放到干预学校办学的具体事务上，也才能改变陷于具体事务性管理中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因为有了标准，就有所遵循，政府、社会、市场、学校就有了共同的准则，就可以按照标准来实施、检查和监督。　

　　在法制和规则缺失的情况下，管理过程的决策、实施、检查、评估由行政权力部门全程掌控，掌握权力的人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左右着政策的走向，而现代化治理体系应该以法治为基础，这便是谈松华眼中第二种转变发生的基础。“规划纲要提出的依法治教，明确了治理教育问题要以法律为准绳。”谈松华认为，法律既包括法律、法规，也包括行业规章制度，一些成熟而行之有效的标准也能在实际运行中起到规范的作用，对于学校、社会机构和政府都有指向和约束作用，体现了依法治教的精神。　

　　在他看来，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现代政府既要管理、规范市场和社会秩序，同时要为社会和市场提供市场紧缺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即从单纯的管制职能，变为更加强调服务职能。教育部所提出的制定教育教学、教师、管理等方面的标准，正是体现了政府服务职能的强化。“这三个转变体现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现阶段我国综合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谈松华说。　

　　云南省泸水县上江乡中学是怒江州唯一一所“农村一级三等学校”，虽然仅最近3年政府便投入1000万元建成了新的教学楼、宿舍楼和学生餐厅，但学校教师的专业结构不均衡仍是校长邓有的愁心事。“以前是缺音体美老师，这两年通过招考解决了一些问题，地理、生物老师又不足了，教学质量怎么保证？”邓有说。得知今年国家将制定和完善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邓有满怀期待，希望国家标准能科学引导基层教师学科结构的配备，更适应小班化教学的趋势。　

　　“现在我国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由粗放型、量的增长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提高阶段，这个阶段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基于标准的高质量的教育。如果没有基本的标准，教育质量便无法衡量。”谈松华坦言，过去国外一直诟病中国教育是标准化的教育，其实教育标准本身并不会束缚学校和学生的主动发展，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办得过于划一、过于僵化，缺乏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现在所要制定的各种标准正是为了改革这种教育体制、教育模式的弊端。　

　　以美国为例，长期以来，在分权体制下，联邦政府没有对提高教育质量标准提出基本要求，造成学生分化严重。上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的目标。2001年，小布什政府提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延续了这一法案的精髓，强调“基于标准的质量”，鼓励各州制定基础教育的质量标准。“去年，美国50个州里就有40多个州制定了教育质量标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有消息称，欧盟正在考虑共同制定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可见，标准对于保证基本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共识。”谈松华认为，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反观中国教育，公平和质量仍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课题。在公平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相关标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已经出台，高中课程标准正在制定，这些对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有一定的指向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部提出制定和完善相关教育标准，是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上的深化和提升，是符合客观需求的。　

　　标准要经得起一线实践检验　

　　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是一个过程，要区分轻重缓急，区分难易程度，还要考虑到国家基本标准和城乡、区域差异的存在　

　　两会期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殷长春格外忙碌，制定和完善教师队伍标准体系是他的时间表中很重要的一项。2014年，仅教师工作司，承担的标准制定和完善任务便有5项，涵盖学前教育、普通高中阶段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构建全口径的中国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是建立和完善国家教育基本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20年，仅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就将制定和完善84项标准或规范，这是个庞大的体系，这项工作也是历史性的！”殷长春说。　

　　“将标准看成衡量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是否达标的一把尺子，应该视为现阶段我们制定和完善教育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则。”谈松华认为，既然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是一个过程，就要区分轻重缓急，区分难易程度，还要考虑到国家基本标准和城乡、区域差异的存在，将社会对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渴求度作为标准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般标准的制定和完善，从立项到最终形成标准文本，通常需要两年以上时间。”殷长春告诉记者，标准的制定和完善都要经历从课题立项、确定专家起草小组、调研、文本起草、反复征求意见、论证等多个环节，需要充分调动教育专家、一线教育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智慧和力量。　

　　以去年2月印发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以下简称《专业标准》）为例，从2008年教育部委托全国教师教育学会牵头，整合上海教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力量，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开始，《专业标准》的研制就经历了课题研究、政策文本起草、广泛征求意见三个阶段。其间，课题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54万名普通中小学和职业初、高中校长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普查，形成全国普查报告1份、分省普查报告32份；对11个省（区、市）的近2万名校长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撰写调查分析报告12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部内司局和有关专家对《专业标准》提出的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就有300多条。　

　　殷长春说，国家教育基本标准体系的完善是个系统工程，仅就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标准而言，从2011年10月至2013年初，便先后颁布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中学、小学、幼儿园三个教师专业标准，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和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而这仅仅是起步。“下一步，教育部将从教师专业素质、培养培训、管理服务和保障监督等四个方面，构建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综合性的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贯穿教师培养培训、资源配置、资格准入、任用考核、工资待遇以及师德建设等各个环节。”殷长春满怀信心地说。　

　　谈松华将教育标准制定和完善的过程比作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最底端的是产品的生产者，中间层是产品的设计者，最顶端则是标准的制定者。这就是说，标准的制定是建立在产品的生产和设计的基础上，并且经过市场竞争检验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我想，教育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完善，也应该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国际标准和国内经验相结合，政府、学校和社会相结合的产物。”谈松华认为，标准科学与否还与标准的测量方法、测量手段直接相关，标准应该是可测的，测量的方法和手段应该是科学的。　

　　“研制出来的标准一定要让一线的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满意！”教师工作司教师管理处处长黄伟所在处室，承担了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中职学校校长专业标准这三项标准研制的组织协调工作。黄伟告诉记者，去年1月同时立项的这三项标准研制工作，如今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其中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引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并引进了国际上一些新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今年暑期前后这三项标准出台后，加上去年制定的相关标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中职的校长专业标准就全部健全了！”黄伟高兴地说。（记者柴葳）

　　【相关链接】

　　2014年将制定或完善20多项标准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　

　　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　

　　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　

　　中职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高校教师专业标准　

　　特教学校教师专业标准　

　　中小学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　

　　高校学科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　

　　学生运动技能等级评定标准　

　　体育本科教学技能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