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要求我们正确把握学校家庭社会育人的特性和规律，将三者作为新发展格局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因素、内生变量，进行整体性统筹考量。本文认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需要对学校家庭社会各个主体的职责定位进行系统性重塑，对各种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整体性重构，对各类知识的学科范式进行专业性重建，对各方管理的体制机制进行制度性重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系统性重塑

新时代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全面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进行系统性重塑。

众所周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教育系统的三大支柱，它们既有各自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观点，冲破传统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进行系统性重塑，才能在更高的起点上全面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

现代协同论认为，协同有助于整个系统的稳定和有序，能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放大系统的功效，创造演绎出局部所没有的新功能，实现倍增效应。进行系统性重塑，首先要清晰界定学校家庭社会各方职责定位，让学校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家长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社会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其次要着力补齐系统性短板。

当前，我国学校和家庭教育都有了相应的法律保障。但是社会教育还处于分散点状无序的碎片化状态，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和社会保障。而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就如“三驾马车”，必须在确保各自系统功能正常发挥，不断档、不脱节的基础上才能凝聚合力，形成育人全链条，形成“三位一体”教育共同体。截至目前，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譬如，从国家、省、市、县（区）到乡镇村的五级社会实践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法治教育基地、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非遗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体育场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已覆盖到全国各地。基于这样的发展基础，面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战略目标，亟须着力补齐系统性短板，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协同的社会教育体系重塑势在必行。

相关教育研究早已指出，除去学校等正式环境下的学习之外，我们的大部分学习发生在家庭和社会等非正式教育环境中，非正式学习的时间占我们一生中学习时间的80%。只有进行系统性重塑，充分发挥出学校家庭社会各系统的动能和优势，到2035年，才能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整体性重构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全面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亟须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重构，形成一种大教育供给的全时空观，构建一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教育新生态。这就需要在以家庭为基础性的原生态地点，以学校为主导性的关键地点，以社会为支撑性的协同地点上，进行全方位的教育资源链接与整合，让供给端和需求端在强化协同育人目标与共识的基础上协同发力，扩大高质量教育供给，减少盲目和低效供给。

近年来，教育同科技一样，不断突破地域、组织和技术的界限，越来越依赖于教育体系的整体效能、依赖于相关各方的协同发力。特别是在教育“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资源已进入整体调整重构状态。基于现代教育治理多方合作、广泛参与的特点，在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的同时，需要统筹发挥家庭教育和社会资源的潜力和优势。例如，以科技馆、博物馆等为代表的许多公益性社会教育资源已经成为学校和家长青睐的对象，但是，多数学校对社会教育资源的利用仍然属于“被动型”“间断型”和“粗放型”；而大部分家长带孩子去社会教育机构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盲目性”和“功利性”。同时，诸多社会教育资源机构的供给依然处于低质、低效，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需求不完全匹配。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学校家庭社会教育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突出，校际、城乡、区域之间资源差距依然明显，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不完全匹配，高质量教育发展所需要的教育供给与服务还没有到位。实事求是地说，当前我国学校家庭社会资源链接尚处初步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资源共建共享体系，这就需要统筹三大育人主体功能，加强对教育资源供给和共享体系的整体性重构，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线上线下、立体化、全方位、全时空的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在教育过程中最大限度实现资源互通、功能互补、影响互促，形成对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真正实现全面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专业性重建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全面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核心是专业性内容的建设。

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兴起的背景下，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战略行动下，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功能、教育形态、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都面临着富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这种变革亟须打破传统教育学科范式，加强跨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理论与实践范式指导，以专业性建设面对和回答时代之问、理论之问、实践之问，以新的专业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在正确的、科学的轨道上前行。

为此，亟须推动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专业团体开展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理论与实践研究，加强理论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积极推进专业化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加强专业学科建设，完善师范生培养课程体系，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指导纳入师范生培养和教师业务培训重要内容，切实提高教师和社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指导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还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充分认可社会新业态、新形态、新职业人员的资格。例如，家庭教育指导师、研学旅行指导师等已经成为社会新职业，其资格考核与综合认定，亟须在专业性重建的基础上推进，着力解决制度建设、专业指导、理论支撑与技术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协同育人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

机制性重组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全面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还需要进行机制性重组，着力破除协同机制不完善，特别是政府统筹机制、组织协调机制、领导管理机制、评价激励机制、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等方面的制度性建设。

为此，要继续加大体制机制研究、厘清边界关系、强化制度供给，突出抓好机制性建设。一是抓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领导管理机制，明确管理层级和管理方式等，解决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二是抓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组织协调机制，明确组织机构、职能定位、职责任务等，解决谁来干、干什么的问题；三是抓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评价激励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解决靠什么管、靠什么干的问题；四是抓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队伍、经费、设施、平台等的投入保障机制和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夯实协同育人制度的四梁八柱。

当然，需要明确的前提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统筹机制是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首要条件。为此，要加强组织领导，将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强化党委领导、政府统筹，加强部门联动，完善经费条件保障，形成各方资源的有效连接、对接与共建共享的管理机制，积极推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密切协同的育人机制。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其之间的关系做了较多研究；相对而言，社会教育如何与学校、家庭之间协同还缺少必要的研究。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的路径与策略。以推进劳动教育为例，有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有47.99%的中小学已建立较为完善且具可操作性的劳动教育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可参考、可借鉴、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例如，吉林省辉南县作为教育部首批认定的“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试验区”，其经验为：县域统筹“一盘棋”、协同育人“一条线”、管理评价“一把尺”、基地建设“一张网”。至今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县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网络图，形成了全面构建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总之，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协同育人共识、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强化协同育人效应，加强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的系统性、整体性、专业性和机制性建设研究，主动作出符合中国教育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教育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学校家庭社会育人实践，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作者：王晓燕，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