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的技术不管翻转不翻转,关键是看有没有激发学生思维,有没有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能不能让学生产生对学习的期待、挑战的愿望,这就是翻转”。

  “同学们,你们看见过声音吗?声波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教师陆露璐把一堂科学探究课《我们看见的声音》带到了第四届“白玉兰”国际教学论坛现场。课堂上,陆露璐采用“可视化探宄”的方法,使用声音传感器模块,让学生第一次用肉眼“看”到了声波;再通过分享、讨论等丰富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了声音的轻响、高低与声波的振幅、频率之间的关系,从而让抽象的概念更为直观。

  而在另一堂《计算比赛场次》的数学课上,民办丽英小学教师陆秦岭则利用课前的微课学习和“电子书包”的课后反馈系统,现场了解了每个学生的学习节奏、用时及其背后细节的分析。信息技术的介入,让教师有了及时掌握每个学生学习状况的可能,并为选用合适的教学策略提供了依据。

  两堂课呈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教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试图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学习的方法、学习的途径、学习的策略。正如点评专家所言:“两位教师尝试通过改变自己的教学策略来支持孩子的学习,让我们看到了‘ 的更高境界,其“聚焦核心问题、探究核心问题、巩固核心知识”的三步五环方法的定制,不仅帮助学生实现了从前置学习到课堂学习的无缝连接,大大提高了课堂的教学效率。利用“翻转”出的时间,为学生提供个别化辅导,并结合“同质、异质分组”,让学生享受个性化教育。

  “我们之所以坚持不懈地改革,推进‘电子书包’项目的发展,就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教师坚持不懈的努力。”虹口区教育局局长常生龙说道,“当然了,在确定了学科信息化这一主场之后,下一步是如何规模化、常态化,我们有几个思考,首先人的要素是第一位的。而培养有创新思想、有创造意识的教师科研队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亚里士多德说,科学的产生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闲暇、自由、好奇心。让‘电子书包’这个项目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更好地推进,也需要这样一批特别喜欢信息技术,特别善于在这个领域深入探索的教师队伍,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依托“电子书包”,实现五个“变”

  虹口区每一次被各界关注的时候,都是在大力推进改革教育的过程中.从上个世纪的现代学校的制度建设,分层递进教学到本世纪的“电子书包”项目,虹口区一直进行着实践和探索。

  经过了前期在数字环境方面的探索实践之后,虹口区已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2013年虹口区重点推动绿色生态教育,让学生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找到自己最擅长的学习方式,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让学习者通过改变学习方式来主动赢得未来。

  “围绕学科教学信息化的运用,把课堂教学作为我们的主战场,相信占领了这个主战场,才会有后续的大规模和常态化。”基于这样的思考,在推动整个学习变革的过程中,实现五个“变”是虹口区特别关注和强调的内容。

  首先是教育行政的“变”,即变单一部门的工作为区域整体的实施,比如“电子书包”项目,虹口区教育局组成了由三位教育局局长、两位教师进修学院院长的核心推动团队,在六个方面组成了工作组,将教育信息化的各种工作融入既有业务中。

  专业支持的“变”。当信息技术和学科整合以后,教研员自身的专业素质出现了缺陷,因此教研员要变指挥为现场的支持,要变单一的培训为整个教学的研修,要变单打独斗的培训为团队的推进。

  学校实施的“变”。变平推单一应用为多样化的发展,各所学校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探讨,比如江湾初级中学从数学学科的探讨出发,扩展到科目群、扩展到植物梦工厂等各个领域。曲阳第四小学从科学课程出发,然后扩展到数学课程、英语课程、美术课程、音乐课程等等。每所学校都有一条与众不同的实践道路,但学科教育教学的应用都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解放教师,促进教师教的“变”。重点关注三个领域:教学资源的建设、积累和共享;配置先进的设备和软件,方便教师进行操作;重视数据挖掘和分析工作,及时反馈学生学习的成效。

  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再造学习流程,关注学科的结构和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承认并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让学生按照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方式开展学习。

  技术是手段,目的在教学变革

  作为本次论坛的嘉宾,来自加拿大温莎大学教育学院的张佐臣教授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关于加拿人中学生和中国中学生使用ICT(信息通讯技术)的调查。在对拥有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学生统计中,不管是哪个数字,都是中国学生比加拿大学生高。但当问及学生在家会不会进行网上的学习,有75%的加拿大学生每天会访问有关学校或者教师的网页,包括网上学习的系统来了解学校的信息以及课程内容,而中国的学生只有10%。中国学生认为,学校的网页很无聊,而教师又没有有关的课程网页,所以他们找不到有用、有趣的内容。这就是造成10%和75%悬殊对比的原因。

  “ICT(信息通信技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C(交流)’在教育中比IT(技术)本身更重要。如果没有人会用那些新技术的话,它再新也没有用。”张佐臣补充说,“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了解用户,也就是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应该是教育信息化工作的起点。”

  对此,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系主任董玉琦深表赞同,“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信息化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因为教育信息化非常容易走向关注技术,而往往忽略人”。他认为,教育技术的本质是要给出解决方案,当前要纠正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的导向,信息化应用更多的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应用后不见得自然而然产生效果,“这一点从全国角度来看,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美国有一句话叫‘火车已经开出了车站’,意思是指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学校不能改变自己,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那我们就真的落后了。”作为“翻转课堂”创始人之一的亚伦·萨姆斯,对于发生在中国课堂里的翻转学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到底是做讲台上的圣人还是做学生身边的导师?在翻转模式中,我们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美国或者中国。但我们要知道翻转学习只是一种方式,并不唯一,我们需要做的是采取更有意义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到学习当中,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我们用的技术不管翻转不翻转,关键是看有没有激发学生思维,有没有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能不能让学生产生对学习的期待、挑战的愿望,这就是翻转”。正如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张民生所说,在面对新的情景和新的问题时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前提是你的知识必须是情境化和结构化的,把知识深度理解内化,然后用信息技术创设概念图,创设各种情景,让它在不同情景中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这是信息技术擅长的。这种课才是未来我们需要的。我们的改革,我们的课堂教学没有终点,只能在不断追求中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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