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教育声称门槛低、普及化、成本低,然而无论是从学习者还是施教者的角度来看,要实现对传统教育的革命性颠覆,实非易事。

　　在线教育声称门槛低、普及化、成本低,然而无论是从学习者还是施教者的角度来看,要实现对传统教育的革命性颠覆,实非易事。
　　大约两年前的达沃斯全球大学领导者论坛上,中国顶尖大学的校长突然发现,周围所有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数字新媒体与在线教育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在中国却只有一个视频课的概念,于是他们当即决定,无论如何要先搭上这班高速列车。许多人相信,在线教育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将带来教育革命,颠覆传统的大学。苏伽特·米特拉教授(Sugatra　Mitra)在印度贫民窟的电脑启蒙实验强有力地论证了,能访问互联网的孩子们能自学大部分的知识。这之后,处于相对低谷的it创业界发现了潜力巨大的新商机,大量对现有学校教育系统心存不满的人热盼教育革命的降临,再加上发达国家教育全球化野心的推波助澜。于是,MOOCs(即“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简称”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以海啸之势扑面而来。
　　在美国,在线教育早就不是新鲜事物,上世纪90年代已经起步,如今的慕课已经是第二、第三波浪潮。我们看到,慕课蓬勃发展了十几年,美国顶尖大学古雅的校园建筑依旧盘满常春藤,师生过从如常,至少革命性的颠覆迟迟没有发生。原因何在?
　　首先,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2006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机构(简称ETS)公布了一项高中和大学学生数字化研究技能的调查,这个积极推动新技术的机构对结果难掩失望。他们发现,学生能够熟练地玩复杂的网络游戏,自如地游走在社交网络之间,但对于严肃的学习作业,却时常引用不相干的资料、时而切题、时而跑题、缺乏条理。网络上提供了大量获取成本低廉的有价值信息,但不靠谱、不精炼的信息更多。学业上的建树越来越取决于甄别信息的可靠性、筛选更相关的信息、评估信息的价值限度,再以清晰、观感良好的方式处理、组织、呈现给他人的能力。ETS调查的基本结论是,只有极少数学生掌握上述关键的能力。于是,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培养“信息与沟通技术”成了许多先进学校新增的教育要素。
　　两位研究学习的教育心理学者Paul　Kirschne和Jeroen　van　Merrienboer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利用在线教育资源开展有效的学习难度很大。几个重要结论是:第一,多数年轻人对信息价值和可靠性的判断力不足,而轻易相信、采用第一眼看到的网上呈现(推送)的内容。第二,检索的成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体系的先修知识,而不取决于沉浸在网络世界的时间或仅仅是熟练的技巧。面对海量冗余信息,看得更多、操作更熟练却未必能作出更好的取舍。第三,多数利用网络学习的人并不能真正做到自我管理地开展学习,不论是投入学习的动力,寻找学习方向,选择学习内容的先后次第与途径,还是自我检视查漏补缺都差强人意。新技术没能帮助学习者解决这些在传统学习中就存在的问题。实验发现,由于教师的缺位,学生更喜欢练习他们已经熟知的东西,自我陶醉地、轻松地学习,而不是自我挑战地、自我突破地去学习。不必高估人类拥有的理性,看看那些在线教育数以万计的注册数和低得可怜的完成率吧,真是人性的写照,企图通过技术的改进就能提高完成率大概是工程师的天真。
　　上述现代学术研究的结论完全符合传统对人的基本认识。对繁杂信息的价值判断力,以及自我驱动地求知不倦、自强自新,都是非常古典的能力。早在孔子、柏拉图的时代,最好的教育就已经致力于这种高度人格化的能力培养,这种教养的成就极大地依赖家庭、教师和生活环境。这个阶段的“育人”是教育永恒的“本命”,网络新技术几乎帮不上忙更不用说什么革命。应该说,这种亘古的人文的教养使学生在心智上成熟,越成熟的学习者才越有可能利用好新技术带来的学习资源。对于不成熟的学习者,新技术的弊大于利的方面就越发凸显:碎片化、只求检索、放弃记忆的学习,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习惯于对精彩巧妙的形式、而非学习内容本身产生虚情假意的兴趣,这些心智懒惰的毛病都穿着高科技的新衣堂而皇之地动摇着人类的学习。
　　不应景地说,即使数字技术在存储信息方面有无可争议的优势,也拯救不了逃避记忆背诵的学习者。不用说背诵是人文学习的基础,是通向立体深刻地理解、构建体系、综合应用、养成语感与品位的捷径,高超的数学能力也与数字记忆力大有关系。背诵、记忆的知识才是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知识才能直接参与到独立判断力、灵活运用、有魅力的表达。那些要用时通过检索才得到的知识只能成为注脚而不是正文。
　　再从施教者的角度来看。慕课等新一代在线教育主张低门槛、普及化地提供高质量教育,具有很强的民主、平等色彩,但其背面却是教育史上空前的集权、赢者通吃的格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特质将使校园里那些明星教师的影响力指数级飙升,而开同类课程、吸引力稍弱的教师在网络平台上将保不住他们的学生。以点击量推送、排序的网络规则还将进一步加剧两者的差别。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正义”(Justice)课是一个典型案例。这门课首先成了哈佛大学注册人数最多的课程,2009年哈佛大学启动的课程公开化项目时首推了该课,从此一举赢得了世界范围内不计其数学生的青睐。国内顶尖的法学院还曾尝试引入此视频课,于是教师竟成了助教。正义课的视频拥有魅力四射的片头、多机位的切换、流畅的剪辑、娴熟的镜头语言使明星教师的风采更加凸显。仅有明星教师远远不够,一部成功的在线教育视频需要非常专业的团队与教师深度协作,需要打磨好几轮,也就是花上几年,成本不亚于拍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在线教育的游戏规则如此,我们前一阵子在许多大学课堂架一个摄像机,一学期集出上百部“精品课程”也耗资不菲,但多数成不了有竞争力的在线课程。
　　大学不计名利、回报地做一些视频课程开放给全社会是值得的,对缺乏教育资源的地方,对真正的好学者都是福音。这是大学贡献给全社会的持久的正能量。若要以此追求巨大的声誉、影响力或商业价值,很可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不可得。毕竟目前网络上已有大量免费视频课,要脱颖而出,课程内容定位得符合传播规律,教师的才华、风格与积极合作程度,制作团队的水准都要达到一流。没有优秀的传统教学的那个“1”,在线教育技术的“0”再多也无济于事。对实体大学而言,实体课堂教学是应该大力度、均衡、稳定投入的主业,踏踏实实地提升了课堂教学质量,再通过网络放大也不迟。
　　不要误以为教学是个技术活儿,需要的只是口才和技巧,而不需教师发自内心的热忱。学生如果感受到了来自老师对他的,而不是任何人的关切与期待,对学生心灵的触动和干劲的激发正是教育发生的神圣时刻。有许多学生出于对特定老师的喜爱、信赖,产生了追随学问、成为像老师那样的“人”的愿望。要是隔着屏幕,即使实现了实时的网上互动,教师面对的只是账号,而不认识作为一个人的学生,相互激发的效果一定大打折扣。寄望于通过慕课改善师生互动不足、激发学习兴趣,就好像期待函授比课堂教学更有前途——显然找错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最好的教育是什么样子?有优秀的教师和学生面对面互动,有思想的激荡,有经过遴选的同学,有美好的校园环境和文化积淀……在线教育有各种各样的美好承诺,但可能还远远承载不了这个图景的丰富性。一切才刚开始,不妨持谨慎的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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