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OC中国化的困境与未来

两年之前，MOOC席卷世界。TIME（时代）杂志曾经夸下海口：2012年是“MOOC年”——Massive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这场从硅谷、MIT（麻省理工）发端的在线学习浪潮，叫嚣“将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传播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

　　两年之前，MOOC席卷世界。TIME（时代）杂志曾经夸下海口：2012年是“MOOC年”——Massive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这场从硅谷、MIT（麻省理工）发端的在线学习浪潮，叫嚣“将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传播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

　　2012年，Coursera、Udacity、edX三大课程提供商兴起，MOOC发展不过十年。提及Coursera，目前它拥有来自全世界62所大学的337门课程，有来自220个国家的300多万名“学生”。国内更是兴起了大大小小的MOOC平台，如果壳网旗下的MOOC学院、慕课网。

　　但2014年来了。仅仅两年，MOOC不仅没有像当初无数高端人士预想那般激流猛进，反而在网络迅速崛起的时代里，款款而行。

　　MOOC崛起

　　所谓MOOC，即Massive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的缩写，其三大巨头Coursera与Udacity和edX一起，集结了哈佛大学、MIT、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8等全美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最优质大学的资源，通过网络为每一位学习者免费提供优质课程。

　　MOOC有三种类型。基于网络的MOOC是MOOC的鼻祖，第一个基于网络的MOOC名为“联通主义和联通化知识”，也就是代号为CCK08的MOOC，随后以乔治·西蒙斯（George Siemens） 和史蒂芬·唐斯 （Stephen Downs）为代表的联通主义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发了大量的类似的MOOC。基于任务的MOOC的两个核心代表就是DS106和Program for Online Teachiny（POT）。基于内容的MOOC的典型代表即Coursera、udacity和EDX上提供的课程。

　　课程学生身份各异，可以是来自贫民窟的衣衫褴褛者，或者是身居要职的达官显贵，就像网络兴起时的“电脑的另一端是一只狗”的预测，学生的身份只是他们在参与网络课程时的选择。上海女孩方佳佳在一周之内，与来自新加坡、美利坚、英格兰、芬兰等六个国家的同伴，共同完成了一份Presentation。即使他们的小组作业完成度极高，得到了课程导师的表扬，但他们彼此知道对方长相，是在Presentation之后的学员介绍里，“原来美国的那个，不是长得白白的，是个黑人，倒是芬兰的那个帅哥，蓝眼睛的挺好看。”方佳佳后来千方百计加了芬兰帅哥的Twitter。

　　学习地点自由选择。“在Coursera，随时随地都是学习的好时候，”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峥（果壳ID：@竹人ZZ）的看法和无数课程学习者相同。华东理工大学(微博)的大二学生李崇明先在MOOC上找到MIT的物理课程，背上电脑随意定位教室、图书馆、寝室、咖啡店，“只要有Wifi，能上网就行。”

　　江西财经大学12级国际金融2班的班长曾昱鑫在2013年九十月份正式接触MOOC，第一门修读课程为《金融学导论》。2013年12月份，曾昱鑫与国际学院的党委书记一拍即合，成立江西财大MOOC工作室，并把国金2班作为试点，开展一系列的教学试验。

　　国金2班崔晗寒假里学习《微观经济学原理》视频时，旁听的弟弟也理解了“机会成本”的概念。弟弟向别人解释，“假设我有一张演唱会的票，但我现在想去听另一场演唱会，那么我去听另一场演唱会的机会成本并不是这场演唱会的票，而是我手上现在的这张门票。”这让崔晗惊讶不已，“他才十岁啊。”

　　北京大学MOOC课程社区资深版主“逍遥”至今已进行了共65门MOOC课程的学习，他说“周围的人都是这样，”MOOC已成为生活常态，“65门真的不算多，你去打听一下，三位数的都有。”

　　MOOC中国化

　　2013年8月底，Coursera上首次出现来自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课程。2013年5月，中国内地高校走出MOOC第一步，清华大学(微博)与北京大学老师把部分课程搬上edx，复旦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微博)也在同年7月与Coursera正式签约。

　　事实上，一场激辩在网络课程进入中国之前早已开始。人们像担心独立书店那样忧心传统课堂教育的延续性，“我觉得以后的大学可能不需要教室，学生直接在家里上课，”南昌大学(微博 招生办)新闻系教师陈志强对传统教室教育前景并不看好。

　　台湾大学助教李雪竹曾协助他人开设过《红楼梦概论》一课，前期资料整理，课程大纲，习题准备，中期视频拍摄，后期制作、平台上传，后期作业审核，答疑解惑，成绩认定，海量步骤，操作繁杂。

　　“这的确对教师的电脑操作甚至视频处理技术提出了极高要求，”北京大学网络开放课建设工作组主要成员冯雪松认为这简直不可能，“一群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本来钻研学术就已经够辛苦了，年纪大了还要让他们学电脑？”

　　中国高校的教师资质认定采用企业管理办法，即为人熟知的“绩效考评”。部分高校强制规定教师完成一年几篇学术论文的规定，否则无法进行职称评定。这让一些教师倍感沮丧——学术论文就是教学高质量的体现，抑或工作兢兢业业的标准？

　　职称评定的论文要求一定程度上卡死了创造性教学的诞生，包括对MOOC课程的懈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副教授告诉记者，课堂上学生再喜欢你的课也抵不过一篇在世界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你今年发了论文就可以在领导前面糊弄过去，谁管学生喜不喜欢你。”这位副教授坦言，即使参与MOOC学院授课，授课课时也不会被计入日常工作量并产生额外绩效或加班工资，“那还有谁愿意去受那个罪？”

　　冯雪松从侧面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认为教师积极性来源于学校积极性，在平台上开设一门MOOC课程前后准备时间超过半年，“那你还有什么时间去弄论文，而且MOOC(在上面上课）还不拿工资。”

　　台湾的胡世泽于2012年开展了教师参与开放式课程之影响因素的个案研究，主要是针对台湾师范大学的12位教师进行访谈（包括9位曾参与开放式课程及3位未参与的教师）。研究发现，影响教师参与的因素包括个人意愿、教学信念、时间压力知觉、组织文化、利他主义、激励因子、声誉、互利主义、行政领导、信息人员协助、个人背景等等。除此之外还有16项障碍因素，主要有：知识产权问题，老师面对镜头是否自如，网络教学是否会取代实体教学，大学生的学习惰性，行政和研究的工作负担，有些课程本身特点的限制，社会的需要，师生的互动，技术支持，教学设计，学术隐私，课后互动，剪辑，后续支持等等。

　　MOOC果壳网创始人、CEO姬十三认为，中国内地接受的网络课程经历了3个阶段：文字翻译最早出现，网友们把MIT教材翻译成中文放在网上；2003年出现网易公开课等一批视频公开课，涌现了以《正义》、《幸福课》为代表的一大批明星教授课程；第三阶段，也就是2012年MOOC出现，区别于以往的最大特点是“力求真实模拟课堂，用技术作为根本手段，最大程度符合网络使用习惯”。

　　这个最大特点之后成为最大难题。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峥认为，Coursera最让他上瘾的是，视频课程被切割成两三分钟的更小视频，由许多个小问题穿插其中连贯而成，答对，才能继续听课。“你被课程内容吸引住，根本不可能开小差，一秒钟都不能”——MOOC深谙大脑的学习特点与反应机制，这和游戏通关的设置异曲同工。

　　但是，面对面的授课转变成一些10分钟左右能讲完的根据知识点组织的视频片段，并且加一些引导，本就需要教师将之前的课堂教学思路打碎，重新设计思路。除此之外，原先教材和课件中的视频，要进行内容分解并添加一些扩展资源。在作业方面，以前可能就是一些主观题，现在需要有一些客观题，并且要有相应的评分标准。原先课下答疑在线上也可能变成多人互动论坛。

　　流媒体、云计算、大数据，无数小元素的有机结合，给MOOC中国化带来成功潜质，也带有大量技术障碍。

　　MOOC困境

　　以Google趋势为例，以"MOOC+MOOCs"为检索词，时间范围是2012年1月至2013年10月，发现这一组检索词的被使用趋势自2012年4月以来不断上升，在2013年8月达到一个顶峰。检索发生的主要区域是北美洲、澳洲和欧洲，来自中国大陆的检索量为来自美国的检索量的46%。

　　再以百度指数为例，以"MOOCs+MOOC+慕课"为检索词，并以“公共课”为参照检索词，结果显示，在中国对MOOC的大量关注始于2013年4月，并持续上升，检索量在2013年8月超过“公开课”。搜索用户主要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用户职业主要为教育系统/学生。

　　然而两个数据在2013年8月之后都有出现一段下滑，同比每月下降4.73%，下滑趋势持续到2014年1月。

　　版主“逍遥”的MOOC同学多数集中在北京高校，这些人建了个QQ群，从2012年起每天聊得热火朝天，但2014年春节过后，很少有人发言，“即使有人讲话，也没几个人回应。”

　　“逍遥”已经把群屏蔽了，自从今年2月份有个发广告的人“乱入”，大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激烈谴责发广告的行为，“都忙，都没时间。”

　　网络可以虚拟现实，但却无法复制现实。MOOC中的学习者退出率高，一般在85%至95%，而退出的多数原因都是“现实很忙”。

　　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电路和电子学”曾经有155,000名学生注册，仅有4.6%的学生获得证书。杜克大学之前数据显示，2012年秋季开设的生物电（Bio-electricit）相关课程中，12725名学生选课，只有7761名学生观看了视频，3658名学生完成了作业，345名学生参加了最终考试，最后313名学生拿到了证书。

　　“这样的情况不可避免，”冯雪松认为，固定在某个教室授课的传统模式虽然不能彻底限制学生选择上课方式的自由，但是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融入到学生生活当中。“中国思维就是集体主义，要在一个屋子里坐着，老师在讲台上讲着才好。”

　　除此之外，MOOC在远程教育方面也存在缺陷。和成体系、系统化的远程教育相比，MOOC缺乏专业体系，课程多而新但很零散，没有构成一个完备的专业体系。教师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师资力量有限，主要依赖学习者自己和同伴互助，不可能像远程教育那样做到合适的师生比，也不可能做到收费服务那样的高质量。

　　“这是一笔很好算的账，”台湾大学助教李雪竹说，“没有办法收取服务费用，教师一个人单方面的单纯付出，没有制度保障和学生反馈，谁还坚持下去？”

　　在学分认证方面，一些机构至今对MOOC课程所获学分不予认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2013年2月，Coursera旗下5门课程的学分获得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官方认可。在认证学分学位时，超过2000多所高校历来参考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学分算法数据。

　　但仅仅是参考。

　　MOOC未来

　　或许在学分认证上，人们应该拥有一点信心。

　　一位17岁的印度男孩阿莫尔·巴韦（AmolBhave）因为在edX电路与电子学课程中的考试得分在前3%之列，被MIT录取，而MIT正是参考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学分算法。

　　第4次“中国远程教育青年学者论坛”上，各高校教育人士对MOOC的运行模式进行探讨，总结出一种“线上线下”结合普及方式。

　　目前，北京大学有11门课程上线，在edX、Coursera和学堂在线三个平台都开课了，涉及7个学院，包含人文、自然科学和信息科学学科，这些课程有的是通选课，有的是专业课。10月11号统计显示已有近3.9万名注册用户。

　　这11门课程在校内主要分两种形式来上。第一种形式是开设MOOC的老师在校内有可能还讲课，这会让学生有一种临场感，但学生也需要同步参与网上的讨论和完成练习，这适用于校内选课人数比较多的课程。第二种形式是有一些老师在校内不讲课，课堂时间用于复习重点和讨论，这要求学生进入课堂之前看视频、做作业，更适合一些选课人数比较少的专业课。

　　此外，关于MOOC的成绩，北京大学的学生课程成绩强调身份认定，所以需要在教务系统上选课；过程中的讨论表现、作业、考试安排和其他的一些附加要求都是需要的。学生通过所有的考核，包括线下正式考试之后，可以得到学分和证书。外校的学生和本校未在教务系统选课的学生完成全部作业和测验达到结业水平可以得到证书。

　　传统教育与MOOC的交融在北京大学初步起效。“目前课堂教育还很难彻底消失，”冯雪松说，在MOOC大环境下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就是提供一个类似于国外开放软件社区的虚拟学习社区。这个学习社区针对一类课程提供丰富的学习支持服务，如讨论、答疑、合作学习等等。服务不单单是一个平台，社区也不仅仅是一个论坛，依靠社区提供完善的学习服务，一种中国化的“网络集体”，营造“归属感”，可以继续让MOOC在中国长久。

　　另一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盈利。

　　很多人建议课程收费，这也似乎是李雪竹等助教的呼吁，但这似乎很难实现。“课程起步阶段，最要保证的就是学生人数，参与人数，人头才是最重要的，”一名MOOC中间课程推荐商认为，根据目前系统后台反馈数据，MOOC的参与者中仅有34.382%拥有稳定收入，绝大部分是收入相对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以及毫无收入的学生群体。

　　根据《人物》杂志报道，比尔·盖茨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看起来，我们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改善全球教育的学习平台，现在，我们才刚刚开始。这种教育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