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行区正在进行的数字化教育评价体系探索,对学校来说既是“鞭子”也是“梯子”,在鞭策学校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为学校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依靠的现实路径。
有了这样一个数据池,绿色评价体系的建立也就有了依托。“我们不只是用学科分数来记录学生的变化,而且采集学生的身体素质、校园活动、社会实践乃至学生阅读、公益活动等成长信息,让评价体系更丰富,从而避免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评价体系改革只喊不做的窘况。”上海闵行区教育局信息中心主任张中涛说。
在大数据的支撑下,学生的整体评价体系被分为身心健康、学业进步、个性技能、成长体验4个部分。学业成绩不再是评价学校办学成果的全部,而是所有指标中的1/4。
在多元化的考核体系下,学校不再仅仅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是让学校认识到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某些方面的管理“缺位”。
七宝实验小学每年学生的学业成绩都排在前列,然而在其他指标的考核方面却不尽如人意。比如,从学生成长档案显示的数据看,学生的肥胖率偏高,超过闵行区平均水平。这凸显出学校在学生身体健康成长上关注不足。于是,学校与家长联动,积极采取干预措施。学校向学生家长发放调查问卷,提供健康饮食指导。学校食堂提供每周食谱以及食物营养成分和热量指标。体育老师为肥胖学生设计个性化的体育“长作业”,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循序渐进的体育锻炼,经过一学期努力,学生的肥胖率下降,很多家长反映孩子的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多了。
七宝实验小学还在学生成长数据的分析中发现了课程“漏洞”——艺术类课程和综合类课程比例比较大而自然类、语言类课程相对薄弱。于是他们重新完善学校课程计划,增加自然类、语言类、体育类课程,还从校外引入“身边的大自然”、“机器人进课堂”、“不一样的通话不一样的梦”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多元课程中得到成长。
经过一年的“倒逼”,学校的管理水平得到了提高,家长的满意度也不断提升。七宝实验小学校长吴悦感慨地说:“学生成长数据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矿!”
闵行区正在进行的数字化教育评价体系探索,对学校来说既是“鞭子”也是“梯子”,在鞭策学校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为学校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依靠的现实路径。闵行区教育局长王浩认为:“我们通过基于客观数据的科学分析,改变了以往传统以资料检查、调查访谈和印象评分为主的教育评价,让数据告诉学校管理者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缺位’。”
例如,梅陇中学通过电子成长档案中“校内兴趣活动”数据的采集,详细了解到每位学生参与校本课程的情况,同时也发现学校尽管提供了众多的课程科目供学生选择,但是在校本课程系统性规划和整合上考虑不够,对学生选择课程的自主行为缺乏必要的指导。于是学校重新调整校本课程的实施方案,进行三级学程设计,形成了“体验期、拓展期、社团期”三级体系,有效改变了以前校内活动的无序性。
学生电子档案采集了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丰富数据,这些数据的科学使用,对古美学校学生自主管理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学校这两年采集的学生自主管理数据,表面上看比较理想,学生自主管理岗位(小学低年级除外)的覆盖率基本达到100%,但通过进一步分析,学校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学生岗位的单一性、固定性,有的学生两年来始终担任同一职责的班委干部,缺少岗位的轮换,学生缺少多角色体验。经过调查访谈后,学校发现学生主动参与意识很强,希望有更多体验新岗位的机会。针对这一情况,古美学校做了一系列工作,如今在古美校园内,人们常会看到一群穿梭于各班的“学校自管委员会”的学生,指导、督促班级日常管理;校园节日活动,学生们都在忙着主持和策划;街道、居委会、博物馆也到处可见孩子们的身影。
闵行区基于数字化的教育评价体系探索,将重点放在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特色发展等方面。当十几张量化的数据统计表摆在教育管理者面前时,精细化管理、绩效量化将不再是传说。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倪闽景告诉记者:“大数据让闵行在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的道路上破茧成蝶,在助推学生全面发展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大数据里的“小数据”
“这种变味的‘大数据’之于最小数据集,就像GDP总量之于人均。总量很漂亮,但是充满了泡沫。只有人均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状态。”
“让教育问题诊断像化验单一样清晰明了”,从组建“教育信息化推进办公室”这支“特种部队”到现在,这句话几乎成了张中涛痴奉的圭臬。张中涛告诉记者:“大量的实验、化验支撑起了医疗信息化,这些化验就相当于教育信息化中的评估诊断,它可以把那些教育问题中的抽象发展状态用数字具象出来,这是医疗信息化腾飞的原因。而这恰恰也是教育信息化所缺乏的,我们的评估报告要像验血单一样,要让农民也看得懂。”
在教育人眼里,教育是感性育成,要在课程、教材、课堂授课等关键的教育肌体内注入丰沛的感情。而在张中涛眼中,感性育成固然重要,但是缺少了数据支持,对教育状态的判断就成了无源之水,“要让数据说话,用理性的数据将感性的教育状态描述出来”。
实际上,这样的理念并不新鲜,问题的症结在于,到了教育实践层面,数据采集就变得欠缺。比如在学生成长数据采集方面,记录最完整的是学生学业数据,其他数据如学生身心健康、个性特长、成长体验等往往被忽略,管理者只能从零零星星的学校内部管理系统中,找出学生星星点点的成长记录,远不如学业记录完整、清晰,这让客观判断学生全面发展状态困难重重,学生全面发展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步履维艰。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教师和学校评价上。
在顶层设计方面,闵行区力求层层密织,用严密数据网络将教育的边边角角都覆盖住。
目前在闵行,教育信息采集的渠道有三种:第一,电子学生证的实时采集。比如学生走进校门、中途离校、图书借阅、走班制课堂、进出特殊场所如阅览室、实验室、室内运动场等进行刷卡,学生点到点轨迹,可以一一保存下来。第二,通过开发的闵行区中小学在校信息上报系统,学校统一上报区平台,并分类纳入主题数据库。第三,通过业务系统间数据交换和共享,比如学生健康管理系统、学生校外社会实践、学生学籍管理系统的数据,都可以通过数据接口汇集到主体数据库。
“这里面有一亿两千万条数据,我们的工作就像盲人摸象,但是如何摸才能摸出‘大象’的形状,而不是只摸出条‘象腿’,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指着信息中心大屏幕上滚动的学生信息和学校数据,张中涛说。
用什么标准去衡量这些数据?如何保证这一亿两千万条数据具有信度和效度?张中涛抛出了一个概念:最小数据集。所谓最小数据集是指通过收集最少的数据,最好地掌握一个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点的一套精简实用的数据指标。应用到教育管理层面,就是用数据去捕捉微观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的每一种特质,数据源源汇聚,以此形成对一个学生、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乃至一个地区的教学状态的描述。简而言之,最小数据集是大数据的“最小单位”。
在局长王浩眼中,以最小数据集构建起的教育图景,是关注每一个个体特点和旨趣的,是尊重每一名学生诉求的。教育管理是点对点的。
“比如之前采集各个学校运动会数据时,各学校通过信息上报系统报送数据,以班级和年级为单位报上来的学生参与数据都很漂亮,但是细查才发现,这些没有学生个人数据的百分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分。”张中涛说,“这种变味的‘大数据’之于最小数据集,就像GDP总量之于人均。总量很漂亮,但是充满了泡沫。只有人均数值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状态。”
在最小数据集的视野里,运动会的数据以每个学生为单位,他参报的项目获得的名次和成绩都被收集起来,一方面用作整体统计,一方面直接记入学生电子成长档案,作为学生评价的依据。张中涛说:“以学生为单位的数据采集增加了造假的成本,也很好地保证了数据的信度。”
大数据积累起来,如何反哺教育管理改革?王浩介绍,通过数据的专业解析和深层挖掘,找到教育当中一些潜在的问题。或者说,已经发现的一些教育问题,通过数据的佐证,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这是数据改进和应用的问题。比如目前闵行区已经开发试用教育资金管理软件,每一笔资金、预算花下来,都可以形成一个数据,比如学生在科技教育方面花了多少钱?成效如何?和学生科技普及教育的整体水平到底是怎样的关系?等一年下来所有的资金结算以后,从实时产生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资金是不是管好了,钱有没有花在该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