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偏颇的理论,原是不能成立的。...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89年发表《人口论》,并指出人口的增加率总是大于物质的增加率,前者为等比级数,后者为等差级数。这条可怕的定律被引用到历史学范畴,用来说明中外各个朝代始终是乱多于治,即承平的时代永远无法与动乱的时代在时间上拉平。由此足以证实,原来承平时代的人口呈等比级数急剧递增,一旦达到饱和点后,为了争夺充饥的口粮,草莽英雄率领饥民、饥兵起而掠夺。“等比级数”递增而来的人口,在一批完全失去理智的人物“大开杀戒”下,成千上万地被抹掉;随着人口减少、时间流逝,历史慢慢地又把等差级数的砝码摆平,于是乎,天下步入太平。
这种偏颇的理论,原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回溯古今中外遭受急剧动乱的历史,有时候一些事实却反为此张目。兹以我国来证,我国历史上承平的时代寥寥可数——西周的成王、康王年间,西汉的文帝、景帝年间,东汉的明帝、章帝年间,南朝的宋元嘉年间、齐的永明年间,大唐的贞观、开元盛世,宋朝的太宗至仁宗之世,明朝的成祖至仁宗、宣宗之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等,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历史尽是动荡不定、阢陧难安,杀人如麻、积尸如山,人命不如蝼蚁的混乱时代。
安史之乱后,治平的盛况转眼成为陈迹,潜伏于大时代内的那些腐化的群体纷纷自行出笼。正统的中央朝廷宛如一座临时搭成的“草台戏”,旅进旅出,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我起你倒,粉墨登场的统统是杀红了眼的强盗,经籍义理可以不讲,五伦可以不谈,六亲可以不认,什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全部扔到茅坑里去!人人所认识的是金钱、名位、酒色,以及能满足一己生理需求或使心里惬意的物质享受,五代十国,如是而已!
朱温(汉人)、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三者全系沙陀族)、郭威(汉人)算是这台戏上挑大梁的主角。
总之,五代十国开国开府、称孤道寡的角色大抵称得上“英雄本色”,而其下一代,撇开李嗣源、钱元瓘、高从诲等寥寥数人,其余的尽是大瘪三、太保、流氓、盗匪、阿猫阿狗之类的货色,为求了解五代十国的人物概况及其行状,我在此举例说明,他们是如何在社会制度解体后,尽情地暴露其原形:
一、暴兵拥主,讨价还价。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帝多先由部队拥立,而后由元老院追认,五代也然。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姑且不必谈,即使那些骄兵悍卒,无不天天在动脑筋,准备按级推升。邺都之变时,李嗣源奉李存勖之命前往讨乱,从马直军士张破败申诉一遍大道理后,即向李嗣源提出条件:“请主上(李存勖)在河南做皇帝,你在河北做天子!我们绝对无条件拥护你。”
二、皇帝是个啥玩意儿呢?借用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话直截了当,怪不得人人都想要试一试,人人都想过过瘾。
三、官比贼凶。在五代十国走马灯式的大混乱里,每一个战胜者入城后并不是急于出榜安民,相反总是“纵兵大掠”,大肆洗劫掳掠,当后汉隐帝刘承祐差人去杀郭威和邺都监军使王峻时,王峻立即向其部下开出“支票”:“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众皆踊跃,而一些胆子较大的市井无赖遂趁机而起,或做向导,或彼此合作,掳人妇女、杀人越货,几乎成为一项通行的“不成文法”。这没有别的理由可解释,上级有意鼓励他们这样干,算是变相“赏功酬劳”的一种手法,但无辜的人民却宛如煎熬于水深火热的地狱中,无时无地不准备着受劫受难。
四、“黑吃黑”。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以其聚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积成千千万万的家当,“老董”被契丹俘虏后,其管家秘琼把他全家宰掉后,实行“黑吃黑”。天雄节度使范延光想叛变,苦无本钱,也“黑吃黑”起来,乃令手下兵士化装成土匪杀了“临时富翁”秘琼,夺其“黑吃黑”的财产。后来,杨光远又动起“老范”的脑筋。董温琪贪墨得来的一笔污血钱,害死了多少人,害得人人露出了比野兽还凶的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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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坏人出头。一些莫名奇妙的人物、鸡鸣狗盗之辈或是贩夫走卒,均风云际会、趁时而起,像李彦韬这类货色,原不过是替人扦扦脚、捶捶背的混堂瘪三,但一经石敬瑭喜爱,他便发迹了,而且红得发紫,居然可以参加“升黜将相”的会议,并且有绝对决定权,他总是如此对人说:“我不晓得朝廷设立‘文官’,能派上啥用场?待我慢慢地把他们一个个地撵出去!”其他如淮南的吕用之、福建的盛韬,莫不是这路货色,吕用之尚且搞到建衙开府,中央朝廷封他为岭南东道节度使。这类节度使是个啥玩意儿?其嘴脸不难想象。
六、枭獍食母。社会上,不时有逆子殴母,逆子杀父的怪闻,这些固然是有违道德律的行为,但总有起因可细加追究,断不是其来无由的。五代的社会可不然,官拜河阳行军司马的李彦殉,自做官那天起,从未向其父母供奉一文钱。后来,李彦殉因参加范延光的“独立运动”,被杨光远所讨。杨利用其老母来“阵前喊话”,孰料李彦殉看到自己的母亲后,拔出箭来就向她射去,李将军是“神箭手”,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心脏,他的老母亲在城下抽搐了一阵子之后,只好到阎罗王那里去“按铃申诉”了!这是一个大将蓄意要其老母在他面前倒下去,与时下的逆子杀父杀母完全不同!后来事情平息后,石敬瑭还升他做坊州刺史,这是一种什么社会呀!
七、养子风气炽盛。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一向喜爱并重视武将的大唐有了“养子制度”,杨行密、徐知诰、李嗣源、李从珂等皆是如此。与此同时,为了表示宠爱番将,大唐还实行“赐姓主义”。沙陀人朱邪赤心由僖宗赐名为李国昌,黄巢摩下叛将朱温被赐名朱全忠。“养子制度”搞得家庭内结党立派、争权夺位,真假骨肉互相残杀。赐姓改名,把族谱搞得乱七八槽,完全进入了“四五花洞时代”a,使得爱讲究国姓、郡姓、侨姓、吴姓的“保粹家们”及抱台脚的朋友痛哭流涕。
八、民众的痛苦。在承平无事的时期,人民往往得在“常赋之外”,听凭官府“加敛数倍”地压榨搜刮(参考董昌的特别进贡运输队)。在战争发生时,民众无外乎以下几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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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掠从军、为奴。壮丁多被拉夫、从军,黄巢复入淮河时,专行拉夫,以充实其部队。除此之外,还有王建掠人民为奴隶的“淘虏运动”。
(二)守城。吕用之被毕师铎围困于扬州时,大索城中壮丁,不管朝士或书生,都用白刃驱缚登城,叫他们分立于墙堞上,自早晨至日暮,不准休息。吕用之又害怕他们与城外暗通消息,所以常常变换站岗地点,家人要去送饭食,都无法晓得人到哪里去了!陈敬瑄守成都时,下令一户一丁,白天则掘壕作堑、采竹木,运土石;夜则登城巡逻,永无休息。
(三)刺字。刘仁恭救沧州,屡战屡败,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都要自备武器粮食到行营报到,如军发之后,仍有一人在闾里的,用刑,决不赦免。”什么刑呢?“文面”,有的刺成“定霸都”;有的“文臂”“文腕”,刺成“一心事主”。
(四)“洗城”。黄巢二度杀入长安后,忿愤于民众协助官军,乃纵兵屠杀,血流成川,叫做“洗城”。邺都之变时,李绍荣往讨失利,以快速文件向皇帝报告,李存勖大怒:“收城之日,勿遗噍类!”由此可见,个个都是“洗城”能手。
(五)沉重的负担。李从珂到达洛阳后,令有司赶快搜刮民财,却只搜刮出六万缗。皇帝怒了,将民众统统抓来关在大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苦的人无法缴纳,多自动上吊或跳河自尽。而战胜的士兵遨游市肆,得意洋洋皆有骄色,市人咒骂:“你们为王力战,立功不易,却使我们鞭胸杖背、抽筋剥骨,拿出钱来犒赏你们,你们还洋洋自得,你们是人吗?你们的良心长在哪里?”
(六)女子被强取。强取民间女子教歌教舞的,所在都有。就以后唐庄宗李存勖来说吧,伶人景进为其采择民间女子,远至太原幽镇,以充后宫,总共不下三千人,无论她们出身如何,统统载在牛车后面,累累盈路,嘤嘤啜泣,怨气冲天!
总而言之,在那个封建制度完全解纽,所有的糜烂腐化均告“出清存货”的大时代,不少人在外表上乍看起来衣冠楚楚,满有点儿人样,其实大半是畜生,尤其是那些在上位、握大权,可以决人生死、予人荣辱的大角色。相反,那些胼手胝足的耕耘者、蚩蚩的生产者,倒保持其原有的“工匠模样与精神”,半点儿也不走样,并充分地发挥出人性深处的优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