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三大痛点“望闻问切”

原标题：中国足球三大痛点“望闻问切”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喆

步入2023年岁末的中国足坛寒意逼人，男女足国字号球队成绩不佳、职业联赛风雨飘摇、后备人才青黄不接……三天后，国足又将第13次踏上冲击世界杯的征程。

近日，2023“工勘杯”中国传承足球明星联赛在广东佛山三水上演。这一赛事的前身是2012年开始举办的“老甲A”赛，本届赛事云集了近500名来自12个地区的退役名将和老帅，有近百名不同级别的前国脚参与。彭伟国、范志毅、高峰、魏群、姜峰、胡志军、马明宇、姚夏、曹限东、李金羽、徐亮、胡兆军、曹阳、刘云飞、郜林、毛剑卿……这些中国足坛名宿悉数亮相献技。而戚务生、金志扬、李应发、周穗安、余东风、奚志康、国作金等名帅也济济一堂；他们用实际行动为中国足球当下的种种问题“把脉”。

国足

冲击世界杯不是唯一目标

“东北大帅”李应发和“京城教父”金志扬都将年届八十。这次他们率领的辽宁足球明星队和北京老年男孩队都表现稳定。“你看邓乐军和高峰，彭伟国和胡志军，这些30年前的甲A球员还是能打出当年的配合特点，很多年过50的老球员依然在场上展现出相当扎实的基本功。”金志扬说，“而我们现在一些国脚，连停球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更好的技战术配合，还谈什么高位逼抢和快节奏对抗？”

李应发认为，老一代的男足国家队，还是能打出自己的技术特点，靠的就是选材上的“南北融合”。“中国足球的特点在我看来就是‘南北融合’。上世纪70年代年维泗率领的国足既有辽宁队的中后场球员，也有容志行等众多广东技术型球员。上世纪80年代苏永舜组建的国家队技术能力很强，同样是南北球员各占半壁江山。上世纪90年代戚务生组建的国家队，都是现在传承联赛的发起人，他们也体现出南北融合的特点。”李应发说，“但此后的历届国足外教一个接一个地换，特点却越来越不鲜明，球员也越来越没有绝招了，说是打现代的整体足球，但实际上抛弃了‘南北融合’的方针，国家队的建设失去了连贯性。”

老帅戚务生更是大胆直言，他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包括国足的困局，不可能指望换个足协领导就能解决。“我们总说要尊重足球规律，足球规律是什么？就是现阶段国际足球的大趋势，不要自己凭空想一套东西出来。尤其在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上，不管是本土教练员还是‘洋帅’，都要保持最前沿的学习，不能先入为主地以自己的固定思维去套球员，要因材施用。”

在这次参赛的广州传承明星队阵中，郜林是最年轻的一个。他开玩笑说，“智哥（郑智）38岁还能进国家队，不排除我以后还有机会！”玩笑归玩笑，郜林谈到国家队建设的问题上态度是很严肃的。“国足之前成绩不好，那与个人能力不够有关，大家可以批评探讨，但不能因此怀疑国脚们的斗志。任何一个披上国家队战袍的球员，我认为他们都不会消极比赛！当年里皮教练带广州队和国家队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们其实中国球员的技战术能力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并非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往往在抵御困难和征服困难上面显得自信不足。所以无论以前米卢也好，后来里皮也好，国足当时的心理建设做得很好，我想这也是关于国家队建设最值得借鉴的地方。我无法预测这次国足再一次冲击世界杯的前景，但对那些曾并肩作战过的国足队友，我祝福他们首先要打出属于中国足球应有的精气神。”

彭伟国作为传承联赛的发起人之一，他认为现在要直面现实，中国足球不仅与日韩有差距，与西亚、中亚的不少球队也存在差距。“国足这个现状与过去那些年的选材方法、培养体系、竞赛体系等多方面的偏差有关，这些问题的解决无法急功近利，5年不行8年、8年不行10年，没有捷径。但我们的中国足球从业者，首先是不能放弃，不能在中国足球的低谷期还‘落井下石’，贬损自己。”彭伟国说，“国足是一个国家最高足球竞技水平的集合体，冲击世界杯固然是很重要，但绝对不是唯一目标。它还是一个国家足球文化传承和展示载体，国家队的建设不能只着眼于竞技成绩，还应该打造一种认同感。”

联赛

必须基于社区才有生命力

“联赛为本”是中国足球圈传了很多年的老话了。天津籍前国际级裁判员王学智是甲A时代的名哨，年届68岁高龄的他主哨了本届传承联赛的揭幕战。近年来，王学智一直关注中超联赛，他以一个裁判员的视角提出，现在中超的当务之急是遏制浮躁的风气。“现在的中超每场比赛都会出现争议判罚，原因首先出在中国足协裁委会的管理体系上，包括精英裁判员的培养和选拔机制、联赛裁判员的选派标准、裁判员自身的能力等。中国足协对赛场的违纪和严重犯规，往往只采取罚款的处理手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王学智认为目前很多球队的教练和球员都不了解国际足联关于足球比赛规则的变化，所以在场上会不信任裁判员的判罚，从而激化了情绪，更直接影响了技战术的发挥。

“我觉得要改变中超的浮躁之风，一方面要组织更多有实践经验业务能力强的老裁判员当讲师，更多在裁判队伍、球队和媒体中开展学习宣讲，另一方面应该重新提倡‘志行风格’，只有大家老实把心思放到比赛上，不要总是琢磨裁判的尺度。只有大家能保证联赛有更长的高水平净打时间，联赛的整体竞争力和观赏性才会提升。”王学智说。

当然，导致这几年各级职业联赛的低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金元退场”之后带来的俱乐部经济危机，侧面也加剧了球员在赛场上情绪的浮躁。如果每年都有俱乐部解散要递补，那么整个职业联赛就不可能处于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因此，稳定赛制、稳定俱乐部和球员生存条件是当务之急。

对于“中性化冠名”和“俱乐部股改”这两个中超新政，不少目前任职一线中超俱乐部的名宿们都表示不看好。一家南方俱乐部的主帅坦率认为，在现阶段中国职业联赛市场化程度还不够的背景下，仓促上马“中性化冠名”客观上就是导致俱乐部的投资人失去运营动力，而依靠行政性指令让多家企业对一家俱乐部的股权进行混合改革，在推进过程中也困难，尤其会受决策领导的更换而导致推进受阻。

“会员制”是一个更值得探讨的运营模式。事实上，深圳足球俱乐部在当年职业联赛之初就尝试过“会员制俱乐部”，深圳传承明星队的老将张军就是那个时候被引进到深圳，成为深足第一批职业球员。在张军看来，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建立“足球基金会”的模式，或许未来可以尝试一下——吸纳更多企业和个人会员，以基金会投资产业的方式作为支持体育公益事业用于俱乐部的运营。

很多老球员认为职业联赛的不景气是因为俱乐部造血能力不足，问题出在没有足够规模的足球消费人口。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归社区足球，职业联赛应该建立在足够多的社区足球基础上。

范志毅认为：“中国足球更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在于社区足球的兴旺。为什么有贵州的村超，为什么有三水的西甲？这都是足球氛围浓厚的产物，只要有足够多的社区足球、草根足球，自然就会培养出足够大的足球消费市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职业足球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青训

12岁退役现象有何“解药”

无论是国足还是联赛，要想有实质性的水平提升必须根植于优质的青训。近年致力于在自媒体上推广足球的“网红”徐亮就认为，他们这代人是最后一批从传统专业体制下培养出来的职业球员。

“国家推广校园足球近10年，现在各个地区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多，但从普及到精英提纯的过程中，还是需要大量时间的专业练习和高水平比赛的磨炼。”徐亮说，“我现在只是拍拍公益教学视频，希望能让更多人接触到正确的训练方法，这也是对青训的一种推广吧。”

徐亮所谓的普及到精英的“提纯”，很重要的窗口期就是小学升初中的阶段。很多家长会在这个时间点考虑孩子是否要走专业运动员的道路，这往往导致大量优秀足球苗子流失，从而产生中国足球“12岁退役”现象。

蒋楠是陕西秦英体育的U10梯队的青训教练。他曾是一名职业球员，退役后从事过基层青训教练工作，也曾创业从事青训俱乐部的运营。有10年青训经验的他以西安为例——当地针对低年龄足球培训的机构竞争非常激烈。所有的机构都面临学生升学压力、场地不足、资金不足和教练员水平不高的问题，这也导致“12岁退役现象”成为中国各地足球青少年培训的共同痛点。

“我们俱乐部的做法是让一个梯队的小孩分散进入当地的小学，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学校的足球重点班；梯队孩子在学校的管理权归学校，但孩子参加训练和比赛的管理权归俱乐部。”蒋楠说，“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在进入初中后到十五六岁将升上高中的时候，还能具备两个选择条件：一是通过足球进入更好的升学通道，二是进入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向职业球员发展。”

蒋楠表示，最近两年，参与足球培训的孩子人数明显下降。“说到底，想更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从事足球运动，就必须要让他们看到足球能提供给孩子的优质前景。这一点只能用‘体教融合’的手段来实现，除了体育部门，更重要的是教育部门的发力。”他说。

广州足球功勋教练周穗安则提出了一个新模式。最近他在主导一个“微型足球场进社区”的项目计划，希望能用商业模式打通足球青训的社区化与精英化。“我们的青训不是缺基本功的训练，而是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练。对比国际潮流，应该3岁开始接受训练，4岁开始比赛。这个训练不是正规的技战术训练，而是兴趣启蒙。”周穗安说，“很多小球员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才能接触到足球，这不利于孩子的兴趣普及，也让家长付出很多时间成本。”

周穗安的方案是投放最小8×12米的微型笼式足球场在城市的小区，同时建立“网约教练”的平台，然后在都市的商圈建立“微型足球营地”。家长日常可以在家门口就约到合适的教练，让孩子接受足球的个人技术训练，假日就去营地参加足球比赛。久而久之，有足球天赋的孩子就能在这个闭环中得到技能的提升与比赛经验的累积，而且整个家庭已培养起长期稳定的足球爱好，能有效减少“12岁退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