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机器换人,对未来的就业肯定会产生冲击,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也有很多人进一步思考,教育该怎么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进行积极的变革。

   时代的到来,进行积极的变革。对于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的职业教育来说,人工智能、机器换人,首当其冲冲击的就是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因此,职业教育的变革,更显迫切。

  这可以说是新的“倒逼论”。在这之前,曾有舆论分析,随着适龄生源减少、出国留学人数增多,办学质量不高、缺乏吸引力的高职院校,以及地方本科院校、独立学院、民办院校,将因“生源危机”而面临“关门”风险,由此“倒逼”这些学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可这么多年过去,这一“倒逼论”似乎效果不大,本应该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地方本科院校,有不少并没有回归职业教育定位,还在做着办学术型、综合型院校的梦;而有的高职高专把面临生源危机的原因,归为学校办学层次不高,想着能不能升格办本科。

  在笔者看来,新的“倒逼论”,对推动职业教育变革,可能会存在同样的效果不大的问题。所谓“倒逼”,也就是说,到了某一处境,为了生存,不得不改,这本来就有很强的被动意味。

  我国社会舆论为何很少提“职业院校办学,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做出变革”,那是因为,这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职业院校办学,以就业为导向办学,关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重视每个学生的就业能力;二是职业院校的办学,有办学自主权,可以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自主调整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当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时,学校办学会主动分析社会需求的变化,进行积极的调整;而当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时,就要靠外部环境“倒逼”,而“倒逼”能否起到效果,也取决是否具备这两大条件。

  问题在于,我国职业院校,当下并不具备这两大基本条件,或者说,至少有很大程度的欠缺。先看第一个基本条件。职业院校办学,本就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但是,我国相当部分职业院校,却不是以就业为导向,而是以学历为导向办学,不要说一些地方本科院校,把组织学生考研作为教学的重点,几乎把大学变为“高四”,从学生一进大学,就动员考研,并围绕考研开展大学教学,这让学生根本没有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毫无就业竞争能力,只有选择考研一条道,既制造大学生就业难,也制造考研热和研究生教育泡沫;包括一些高职、中职学校,现在也是学历导向,追求职高普高化、中高职贯通、专升本。如果这种办学理念不变,学校会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改革吗?

  再看看另一个条件。当社会需求变化时,一所职业学校要敏感地感受到变化,并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做出理性应对,这要求学校必须拥有办学自主权,且有基于教育本位的办学管理、决策机制。但当前我国的职业院校,却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同时,尚未建立用好办学自主权的办学机制。大家所见到的是,有关人工智能的话题讨论很热,可行动却缺失。有的办学者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给教育和就业带来的挑战时,就如一个旁观者。

  事实上,这不仅是职业院校(教育)的问题,而是我国整体教育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存在的共同问题。比如,针对当前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上海交大杨小康教授就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应试教育培养的人才将面临大量失业,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应试教育的刷题训练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训练,在训练模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人工智能将从就业市场倒逼教育转型发展,进而从各个环节挤压应试教育的空间”。这也提到“倒逼”教育转型发展,可是,如果基础教育不在乎受教育者的能力和素质,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呢?这种“倒逼”有效果吗?而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是,在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之下,学校重视的还是应试训练,因为这样能培养高分学生。

  我国教育的唯分数论和唯学历论,制约着我国的教育,去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而唯分数论和唯学历论,很难靠外部环境变化和技术变革打破,而必须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学校办学制度改革和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通过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学校办学安于定位,办出高质量和特色,引导受教育者从关注知识、学历到崇尚能力,尤其是有创新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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