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要快速实现“社会治理实力现在化”

       文/庄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一次大考。不仅考查施政者的应变能力和公众的道德耐力，还考验国家的综合实力，更考量中华民族在突然袭来的灾难面前的文明定力。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在突发的重大疫情面前，能否从常规状态、和风细雨式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紧急状态、急风骤雨式的“社会治理实力现在化”进行迅速切换，这也是一次强力检验。

　　疫情防控考验的是什么

　　1月30日，黄冈市委免去了唐志红同志黄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起因在于作为一市的卫生健康部门第一负责人，在面对中央督察组的询问时，对于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具体床位数量“一问三不知”。唐志红也成为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位因执行不力而被免职的官员。此后，又有多名干部由于疫情防控执行不力而被免职或问责。这表明，没有真本事的官员在疫情面前是无所遁形的。

　　官员抗疫不力被及时罢免集中体现了疫情对国家治理工作中各级施政者综合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与高标准要求。这些能力包括：对突发急难险重任务的逻辑判别能力，对事态发展中各种不确定情况的迅速反应能力，对疫情发展变化中坚定的组织策动能力，在疫情防控实施过程中灵活机动的管理、协调与领导能力，以及对各项工作与事件信息进行公示、对舆论进行引导、对谣言进行阻截的信息正传播释放能力等。

　　其背后更深层的能力域则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官员与社会精英平时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到底积累起了多少过硬的具体工作能力；第二，当危机发生，将这些能力所体现的常规工作动作向非常规应急工作动作进行快速切换的有效应变；第三，在治理应变中，具体治理工作的“显能力”与治理心态上的“隐能力”是否协调一致。

　　这三项深层的能力域不仅是对官员在疫情中能力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对整个国家应急体系建设能力的客观要求。早觉知、早重视、早发现、早治疗、早防控是处理任何传染病毒流行的关键举措。总体来说，我国对这次疫情的应变能力还是相当强大的。但依然存在个别地区与个人的反应迟钝与轻视。这实际上检验了平时我们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医疗药物研发能力、突发事件的应激反应机制、沟通机制、民生安全保障机制等多项治理机制是否完备，并是否经历过演习。显然，很多地方还需要反思完善。

　　在这场疫情面前，中国民众表现出了让全球赞叹的大局意识，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纷纷自我隔离。冲在一线的救护人员、军人、警察、新闻记者、公益组织、施工工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保证国家应急指令使命必达的基层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都展现出了在大灾面前争分夺秒的坚强意志与忘我的牺牲精神。

　　值得城市主政者关注的是，社会“负面情绪”的积压与释放是危机时刻社会治理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隐战场，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民众宣泄情绪的导火索。危急时刻的道德治理与常规时期的道德治理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需要认识与强调的是如何在危机时刻能够保持理性、科学、良善的心态，积极地配合国家的防控。

　　根据2019年官方数据统计，2019年春节全国零售加餐饮销售额达到10050亿元；全国接待游客达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疫情，2020年春节这些数字表现应该更加优秀。据最新的一份科研机构报告测算，此次疫情对餐饮和零售业造成的损失7天内就达到了5000亿元。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查清传染源头，切断传播途径，研制出抗病毒药物与疫苗，实现对患病人群的根治，尽快恢复社会生产消费生活，恢复市场活力，恢复社会秩序，是对国家综合实力与全面治理能力的大考。

　　在突然袭来的疫情面前，中华民族的文明定力也经受着考验，我们看到，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国，正在以它深厚的文化基因与强大的民族意志，以最大的定力对抗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挑战。

　　紧急状态下的“社会治理实力现在化”

　　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非常时期的社会治理能力也应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在这种紧急状态下，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肯定是不恰当的。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治理能力的即战力是当下最急需的。因此，危机之时，就必须要考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社会治理实力现在化”的一键切换。

　　非常时期的“治理能力”与“治理实力”是有差异的。社会治理强调共建共治共享，是全社会共同的义务与责任。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中的社会治理能力会出现四种情况，即“有心无力”者、“有力无心”者、“无心无力”者、“有心有力”者。而最终则会体现为一种“能力”与“实力”的昭然比对。

　　能力代表着具有办成一件事情的“储备能耐”，实力则代表着可以办成一件事的“执行力量”。有能力不一定有实力，有实力就一定有能力。大灾面前的应变能力，不仅仅体现着能力的积累，更检验着实力是否强劲。能力强调的是持久性，而实力则强调即战性。总体来说，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在疫情大考中的即战力还是可圈可点的。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能够很好地配合国家的防控各项要求，调整好个人的心态，杜绝不良现象的发生，帮忙不添乱就是“个体实力”的一种展现。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诸多现象层面上的海量信息时，更需要以理性、科学、实是求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疫情。

　　在笔者看来，非常时期“治理能力现代化”向“治理实力现在化”一键切换，是具有认知基础的。“治”偏柔性、自然性、自主性与自发性，而“理”则偏刚性、规则化、规律化、标准化。如果说“治”体现了一种像水一样流动的文化疏导与融通，“理”则体现了法律与制度保证下的控制与约束。“治”与“理”合在一起的“治理”，对社会就是刚柔相济、情法结合、自然与使然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的设计。

　　这种制度设计从“共生态”的角度，就可以天然地形成在“治”的维度强弱与“理”的维度强弱上的几种组合，而这种组合就会成为我们应对常规社会建设与非常时期的社会响应的深层肌理。

　　强治与强理，无疑是把握方向、把握原则、把握制度、行使法律、启动国家机器最有力的保障与要求，这体现为疫情时期“全国一盘棋”的各项紧急措施的迅速启动与“火神山、雷神山”应急医院这样超高速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

　　强治与弱理，着重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基层参与机制保障与活力保障问题。强治意味着更加积极主动地顺应基层社会的民情、民心、民意、民愿；弱理，则是在相应的工作中适度弱化什么事都由政府来主导、组织、投入的“家长式”工作风格。在疫情战役中，社会舆论的引导，社会道德的教化，社区村镇自治力量的发挥，都属于这个范畴。

　　弱治与强理，着重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制度设计与法制保障问题。弱治不代表弱化与削弱，而是代表不随性、不随意，在尊重民生发展诉求的基础上，如何建设民主集中制度的沟通渠道。同时，由强理来保证其合理性、合规性的制度化与法制化。在疫情防控中，体现为加强法治保障。

　　弱治与弱理，着重按照市场规律、文化心理传统、生活习惯来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在疫情中，主要体现在实时信息的公开透明，在具体管控行动中的人性化与社区村镇的自治防疫管控放权。

　　横跨四个维度，还有一个科学量化的“智治”来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实现信息透明与对称。科学对抗疫情，理性对待疫情，为抗击这场瘟疫提供了强大的科技与人文支撑。

　　因此，对待突发疫情，常规性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依然是基础保证。但是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常规能力需要在效率效益上提高响应当量。于是，将常规的“稳中求进”治理能力一键升级为应急情况下“来之能战”治理实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与必要了。

　　如何实现“治理实力现在化”一键切换

　　首先，要进行“一键切换”就必须找准切换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这是我们实现“治理实力现在化”一键切换的基础保证，绝不能动摇。

　　其次，抓住核心，全力以赴，要进行“一键切换”，就必须抓住疫情防控的“牛鼻子”。

　　抗击疫情的历史经验表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渠道”“保护易感人群”是对抗病毒传播的三大法宝。所有的社会恐慌、防控措施与资源调度事实上都是为了做好这三项最关键的工作而服务。做好了这三项关键工作，其他的工作也就容易与可控得多了，社会秩序与社会情绪也会很快得到恢复。因此，这三项工作是“一键切换”的总开关，需要建立起一个专门而系统的应急保障机制来启动这个开关。

　　再次，要进行“一键切换”，各级政府需变成强力的牵头人。

　　常规状态下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更大程度上向基层靠拢，近些年来各地方的社会治理工作也更多是从这方面进行突破的，其产生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工作习惯上的“和风细雨”式的惯性。但是在疫情爆发的非常时期，病毒往往来势汹汹，无孔不入，因此，要迅速调整这种工作惯性，就需要一个强力的“牵头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这个牵头人必须是政府各级单位。因此，常规工作以基层组织为核心，到了疫情危机时刻，就要以顶层领导组织统筹为核心，协调各方资源，这样才会更加有效。

　　第四，多治联动，效率第一，要进行“一键切换”，各项治理领域的系统配合相当重要。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共建共治共享，通过党建引领，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等治理领域的配合，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在应对疫情的非常时期，更需要多治联动的系统威力。“一键切换”除了强调多治联动外，更加强调的是联动的效率与效果。这就需要各职能、各部门、各层级组织之间有一条简洁清晰、指令必达的快速反应通道。这个通道的存在将极大地保障一个中心协调系统的形成与高效运作。而要做到将矛盾及时化解、让公共安全有保障、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基层快速响应、社会资源紧密汇聚，相关的基础科学建设、应急机制建设与社会管控机制上就需要有提前的预案并经过演习。这次疫情，有的地方反应快，有的地方则反应缓。

　　第五，要进行“一键切换”，智力资源与实物资源的快速统筹相当重要。

　　疫情情况变化多端，随时都有新的情况出现。这就要求要有一支能战斗、懂战斗、会战斗的专业人才队伍来保驾护航，既能保证战略战术的策动有力，也能保证具体执行中的到位。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这场疫情虽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也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机遇。中华民族向来有在危机中求生存，在危机中求发展，在危机中求振兴的优良传统，相信这一次，这个传统也不会丢掉。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专项课题研究员、积极社会心态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