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8年初,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战略进攻,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迎来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刻,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以此为重要标志,报告制度成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70多年后的今天,深入思考党如何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报告制度,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1948年初,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战略进攻,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迎来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刻,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以此为重要标志,报告制度成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70多年后的今天,深入思考党如何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报告制度,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赢得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报告制度的提出和特点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提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当年起建立报告制度。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按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其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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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3月14日,毛泽东在收到邓小平3月8日关于新解放区全盘的策略与政策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批示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转发邓小平的报告,批语中给予报告高度评价,同时指出:“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同年3月2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对于向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向他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中央。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同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关于报告制度的规定6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电报指出:“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当月20日,在收到林彪的检讨和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复电林彪:“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22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23日,毛泽东又在代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指示中,要求各领导机关依照东北局办法,在一次至几次会议上认真检讨此类问题。“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年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

  上述指示和电报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建立综合报告制度高度重视,并且提高到加强党的纪律和确保全国胜利的高度。从指示和电报的内容看,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强调报告的综合性、政策性。这种报告不是指具体工作中的请示报告,而是反映一个战略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党建等各方面政策、策略重大问题,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研究型报告。

  二是强调报告的问题性、针对性。这种报告不是泛泛的综合情况报告或数字统计报告,而是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对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倾向性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及其利弊得失的调研型报告。

  三是强调报告的适时性、侧重性。这种报告不是时过境迁、面面俱到的总结报告,而是抓住一个时期的某个突出问题,简明扼要、切中要害的问题分析型报告。

  这种综合报告既是一般工作报告之外的一种补充,更是对具体事务性报告的一种超越和升华。这种报告要求撰写者既要有高瞻远瞩的宏观视野和大局观念,又要有坚持问题导向、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政治敏锐性和辩证思维,还要有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资料的科学精神和务实作风。这也是毛泽东高度重视此类报告,并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主要负责人亲自撰写而不能假手于人的重要原因。大量获取这样的报告,可为中央的政策制定提供可靠依据,而撰写此类报告也可使各战略区领导者对本区域内的全面情况有更加充分的了解,从而更能有效地担负起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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