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给导师，同时也须加强研究生权益保护

从现实看，我国的导师制并不健全。一方面，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学生毕业，导师的权力很有限。

　　近日，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教育部答复称，该建议对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有很大启发，下一步将充分采纳，今年下半年将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规定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职责。

　　消息一出，“导师将自主决定硕博士毕业”话题很快被送上热搜。公众热议聚焦的是，赋予导师自主权没有问题，可研究生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如果导师职权不受制约，把决定硕博士毕业的自主权交给导师，可能会让研究生更“弱势”，并加剧导师和研究生的矛盾和冲突。对此，笔者认为，在赋权导师的同时，也必须赋权学生，面对不负责任的导师，以及导师滥用职权的行为，学生应有监督权、申诉权和选择权作为救济途径。

　　前不久，教育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发挥导师言传身教作用，激励导师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意见”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把招生、培养、管理研究生的权利落实给导师，并以此提高导师的责任意识。

　　从现实看，我国的导师制并不健全。一方面，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学生毕业，导师的权力很有限。总体看来，导师只是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带教”任务，督促学生完成各项要求，并不能或者说没有太大空间制订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全过程精细化培养;另一方面，导师的职权似乎又很大，不能对学生培养质量负责的教师，却可布置学生给自己“干私活”，学生对此往往很难拒绝，因为导师可影响评优、评奖学金、升学、出国留学等，在不少学校，导师被学生称为“老板”。

　　显然，推进研究生培养改革，就必须把导师应该拥有的招生权、培养权、管理权交给导师，与此同时，也要对导师的权责边界做出明确的界定。应该基于利益回避这一基本原则，明确导师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包括不得布置与完成学位论文无关的任务。而至于如何界定“是否有关”，这不是由导师说了算，而需要由教师伦理委员会判定。当学生质疑导师布置给自己的任务属于导师的私活，而与完成学位论文无关时，有权向教师伦理委员会进行举报、投诉，教师伦理委员会要受理学生的举报、投诉，并进行独立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

　　这就要求研究生培养单位，都必须成立能发挥作用的教师伦理委员会，能排除各种人情因素的影响，以教育标准、学术标准审理涉及教师伦理的师生冲突、纠纷，公正处理。这是保障学生拥有监督权、申诉权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高校不时曝出学生与导师发生冲突事件，学生质疑导师“压榨”自己，但却投诉无门，有的学生由此作出极端选择。

　　为促进导师提高责任意识，同时提高学生对导师的满意度，我国不少高校设立了学生申请换导师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实行的效果也不理想。除了导师阻止学生外，其他导师出于人情原因，也不太愿意接收。另外，中途换导师，对学生的学业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不少对导师十分不满的学生，要换导师，就变为一个人的战斗，并为此耗费很大的精力。健全学生选导师、换导师的机制，这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从前述“意见”中关于“加强关键环节质量监控，完善分流选择机制”“完善研究生学业相关申诉救济机制，加强研究生合法权益保护”等的表述来看，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加强研究生质量监控，并非单方面的事。学校、老师应对学生严格要求，而学生也要有畅通的权利救济途径。对于学校、导师的不合理处理，学生有权申诉，对于这些申诉学校也需认真对待。离开了对研究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单方面放权给导师，非但不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构建良性的师生关系，反而有可能将研究生教育置于更尴尬的境地。这是需要在推进相关改革过程中予以高度重视的。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