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毛主席通过全国汇报上来的材料,其中包括陈正人在洛阳写给中央的信,看到了不少问题。透过这些问题,毛主席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在60年代,毛主席就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以城市和农村的医疗服务差异上为例,毛主席对医疗卫生部门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要知道在红军时期,根据地的医疗建设情况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红军根据地,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
而现在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级领导人面对这种不平等,不公平的倾向,不仅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反而长期视而不见。正因如此,毛主席才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关于这件事情,毛主席也曾经大发雷霆批评道: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这就是人民领袖毛主席,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初心,自始至终心中挂念的是穷苦老百姓。在毛主席的干涉下,赤脚医生制度得以迅速推广,城市医生也开始下乡为广大农民巡回治疗......
早在1965年,毛主席对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这样的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新中国才建立多久?现在的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怎能不令这位亲手缔造了新中国的领袖担忧呢?
而正当毛主席忧心忡忡的时候,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在1964年10月,为了搞清楚农机的生产情况,不顾自己年龄大、身体不好的情况,亲自前往洛阳拖拉机厂蹲点,进行调查研究。
陈正人到了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
一年过去了,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蹲点结束后,陈正人将蹲点时期的见闻和感悟写成了《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转送给了中央。信上是这么说的:
“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1965 年元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看完这封信后,深深赞同这位井冈山战友的认识,对信件一针见血地批示道: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从批语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做法,是非常赞同的。其实在此之前,毛主席就曾多次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
强调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希望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
如果对历史文件较为熟悉的朋友可能就知道,新中国后的历次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就对这些问题做出过重要的指示。
1956年,毛主席就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些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
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在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
1957年4月27日,经毛主席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
不过可惜的是,事物的发展终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严峻的现实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原标题:毛泽东的担忧:“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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