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校招生中的利益交换

富豪后代被关照，源于其经济实力雄厚的父母或其他亲属捐赠了大额资金，支持名校的办学运转和发展需要。为了报答富豪的“慷慨解囊”，招办往往以其子女需求的珍贵入学名额作为交换筹码。

　　回首过去的2019年，是美国名校本科招生史上颇为动荡的一年。去年3月，不乏社会名流参与其中的最大规模舞弊丑闻曝光，揭示众多家长通过中介伪造子女的申请材料和捐赠，获得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的入场券。去年9月，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宣布开始调查耶鲁大学是否在招生过程中系统性地非法歧视亚裔学生。去年10月，波士顿联邦法庭对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亚裔”案作出裁决，表明哈佛大学虽尚未违法，但录取程序“并不完美”、应加以改进，同时原告表示不服裁决结果，将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同月，加州大学被要求停止使用SAT和ACT分数，因其与族裔身份和社经地位具有强关联，否则将面临起诉。随着各事件的发生，不少内部招生程序被披露，证实了美国名校(特别是私立名校)招生中长期隐秘存在的利益交换现象。

　　纵览美国名校数百年的招生历史，纯粹的贤能主义从未被践行，而是偏好以“切蛋糕”的方式分配录取名额。如果以学业成就为依据：一大块蛋糕(一般不少于70%)被作为“奖励”分配给了学业突出或学业和个人表现都不错的申请者;一小块蛋糕(一般不多于27%)被作为“补偿”分配给了能够保证在大学顺利毕业的少数族裔、“第一代大学生”、贫困边远地区学生等传统弱势群体;还有很小一块蛋糕(一般不多于3%)则被作为“回报”分配给了学业一般甚至不合格的利益群体，主要包括富豪后代、权贵子弟和运动员。择优录取之外的潜规则，使得美国名校的新生选拔过程被普遍视为“黑箱”。

　　富豪后代被关照，源于其经济实力雄厚的父母或其他亲属捐赠了大额资金，支持名校的办学运转和发展需要。为了报答富豪的“慷慨解囊”，招办往往以其子女需求的珍贵入学名额作为交换筹码。尽管名校多公开声明捐款无益于录取，每个被录取的学生必须达到高学术标准，但哈佛大学的“小奖励”“院长名单”是不容否认的例证，公立的德州大学也曾被曝录取了许多学业不合格的捐赠者子女。当然，捐款的数额需要足够大(据传现在一般要上千万美元)，且必须到位(而非只是承诺)，并在被录取便保证注册的提前招生阶段提交申请，才能享受照顾。

　　美国名校会优待政客、名流等权贵人士的子女，因为除经费外，学校事业的进步也离不开社交和声望资源。权贵人士拥有雄厚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可以在必要时为学校提供帮助，且他们个人的身份和经历，使其子女在名门背景加持下有更高的概率成为社会各界的领头羊。美国名校素来以选拔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为己任，学生日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人物越多，对社会的影响力就越大。例如，耶鲁大学曾表示为了保持作为一个“真正对世界重要的机构”，希望选择那些“不管最终从事什么都能成为领导者”的年轻人。更何况毕业生中多名人的形象本身可以增强学校的吸引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办学声誉。因此，录取倾斜被作为礼物回馈给权贵子弟，哈佛大学的“Z名单”、杜克大学的“助力发展人员子女录取案”便是知名案例。

　　运动员是美国名校颇青睐的单列计划生源类型。究其原因，美国社会和高校历来盛行运动文化，“常春藤联盟”的起源即为东北地区八所大学组成的体育联盟，而非源于学术声望。如今，各类赛事仍备受追捧，比如在高校每年举办一次的校友返校日期间，校友们和在校生共同观看的橄榄球比赛几乎是必备项目。赛事的举办，无疑离不开运动员的撑场。更重要的是，运动队可以代表学校参加竞技比赛，挣得名气和不菲的经济收入，并且带动校友捐赠，以及吸引更多热爱体育的申请者。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名校对运动员的厚爱。鉴于运动员学业表现往往较弱的事实，招办通常会降低录取标准。在哈佛大学的2013级新生中，就有12.8%是作为运动员被录取的，其SAT分数平均比普通学生低173分。

　　另外，对校友子女的倾斜，是美国高校招生中最被广泛使用的特权，几乎存在于所有私立高校，甚至一些旗舰公立大学。2011年的数据显示，校友子女的录取率与总录取率在哈佛大学分别是30%和6.2%，在耶鲁大学分别是25%和7.4%，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差距则最大，分别是33%和8.5%。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招办主任史蒂芬·法默也曾承认：“对于州外的学生，校友子女的身份在录取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招办优先考虑校友子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有助高校传承办学历史和使命、提高注册率、回报校友给予的“才能、时间和财富”支持，因此不同于对其他后代隐形关照的否认，该倾斜是私立高校坦率声明的录取优先项。但需指出的是，许多校友子女的学业成就不一定低，被录取未必是利益交换的结果。

　　为了招收利益群体，不少名校曾经使用或仍在使用预留名额的方式。例如，哈佛大学在20世纪30、40年代，公开采用“快乐差生”政策，将相当一部分新生名额保留给在预备私立高中就读的成绩排名在后四分之一、但某些方面表现出色的学生(比如运动员)。其他常春藤盟校当时也实行过类似的双重录取体系。如今，南加州大学的生源中亦有约2%为捐赠者及其他事业发展助力者的子女。当然，由于政府和公共问责的监督，目前美国名校的招生官在评价过程中，不会直接向利益群体打开大门，而是将出身及其附加的利益作为加号因素，或在与其他申请者学业表现和个人成就相似的条件下予以优先录取，或降低学术标准、并巧妙地将利益交换行为美名为“贡献能力”，从而衍生了招生腐败。

　　尽管美国名校出于维持精英地位和服务所有学生等需要，将很有限的蛋糕馈赠给利益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有不得已之处。然而，招生场域中利益交换的合理性，永远值得被拷问。因为优质招生名额的稀缺属性，使得任何倾斜必然是一场零和博弈。利益群体享有的特权，势必会挤占学业优秀但缺乏利益贡献的寒门子弟的入学机会。长此以往，名校集天下英才教育的使命岌岌可危，并可能变成贫富隔离的场所，成为特权阶层的象牙塔。事实上，美国已经成为阶层固化严重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的报告显示，我国的阶层流动性要远远强于美国。这离不开我国在高招制度建设中一直以来对招生公平的强调和重视，不允许利益交换现象的存在，使高水平大学总体上较好地扮演了促进社会流动的“均衡器”角色。

　　(作者：张明军 万圆，分别系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和博士后。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课题“政治学视野下的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2018M632072]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