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我眼中的中国教育

摘要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通过各种手段，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作为中学教育后续阶段的见证者，我目睹孩子们被牵引成长过程中的状态，对此有着深切感受，但...

作为中学教育后续阶段的见证者，我目睹孩子们被牵引成长过程中的状态，对此有着深切感受，但家长对此并不知情，中学老师在应试目标的逼迫下，也无法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更多责任。在疯狂的追逐中，没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败，现实强化的高校分层，学生也不容许自己失败。孩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面目越来越相似，早已成为工厂的标准化构件。

——黄灯

黄灯（1974 — ），湖南汨罗人。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著有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本文为她在任教期间写的笔记。

我眼中的中国教育

文 | 黄灯

根据课程计划，《大学语文》属于考查课，采用随堂考的形式，在试卷最后的作文题中，我出了三道题任由他们选择：

1.我眼中的中国教育；

2.我所处的时代；

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三道题大同小异。多年来，因为深感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我企图借助考试，让他们观照自己，调动与己有关的生活经验，以此了解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学生对社会、自身的认知。

《少年的你》剧照

期末考试，作为一次无可回避的书面表达，将成为我们师生之间最后一次有效交流，也成为我透视年轻人内心想法的一个窗口。

意料之中，“中国教育”在学生的理解中，都停留在“应试”维度，让我惊讶的是，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面对同一话题，有不同的态度，但有相同的感受。

城里出生的孩子，不少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刘奕晓将此比喻为“一场赌博”：

可以说，我们几乎把十八岁以前的人生都献给了高考。我们读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为了高考，十几年的努力和奋斗都押在了一场考试上。这或许是人生中赌得最大的一次赌博，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场不划算的赌博。

方雪怡这样勾勒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

以高考作为划分线，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高考前，高考后。高考之前，我记得我整个人生，似乎都在为高考而活。从小学，要上重点；初中，要进实验班；高中，奥数班。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我必须不能出一丝差错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否则，我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不容纳。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之间小小的攀比，都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

《高考》剧照

但对农村学生而言，从试卷中，我看到不少孩子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确实，对他们而言，哪怕考上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从小到大，他们几乎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能够上大学，他们发自内心珍惜高考的机遇，感谢高考的相对公平。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

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都埋怨它，记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给了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离开贫穷的道路。

吴淑英表达得更直接

我作为农村出生的孩子，能走入大学这个神圣的殿堂，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有了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平台，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陈文婷坦陈

回忆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

但当她进入大学的课堂，洞悉现实的真相，她更多的是庆幸

我曾经痛恨过中国教育，认为是它夺走了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青年的快乐时光；而今，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又无比感激它，是它，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以笔为剑，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

《高考》剧照

让我感慨的是，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学生对应试教育带来的残酷压力，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到达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杀气腾腾，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洪添利在期末试卷中讲到了一个女生的情况

她家庭十分困难，父母下岗，家中人口也多，一直作为班级领头羊的她在一次模拟考的挫折中，选择从教学楼三楼跳下。被送去医院后，发现她身上有很多被刀片割裂的皮肤。她醒来后，在家人和老师询问下，才知道她一直以来承受着如此之大的压力，要通过痛感来消去那巨大的压力。一个正值年华的少女，就这样被教育给压垮了。

《少年的你》剧照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课堂上，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他们也不觉得在课堂上的讨论和质疑，应是大学生活的常态。从教十三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构成了鲜明对比。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日渐增多的暗处身影，成为我视野中无法回避的一群。

在我的大学期间，有一个插曲，尽管微不足道，却让我印象深刻，并成为我从教以后，丈量大学氛围变化的标尺。1992年下半年，大学开学不久，给我们上英语课的符老师深得学生喜欢，我一时兴起，竟然想捉弄一下她，趁下课期间，偷偷将一条纸做的假蛇，放在符老师的讲台上，以至娇小玲珑的老师吓得大惊失色，决定停课查出恶作剧者。

众目睽睽之下，我满脸通红站起来，承认错误并如实相告，以喜欢老师没忍住捉弄一下为由，闹剧就像没有发生过，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教室，不过变成了二十年后，同学们取笑我的一个笑料。作为大众化、市场化高等教育铺开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当初的课堂没有师生评教，老师和学生不会维权，更没有教学事故，课堂纯粹是师生间以传达知识为载体的情感交汇场所，学校更不会将小小的事件上纲上线，学生一次偶尔的出格，不会遭受来自校方的任何惩罚。“假蛇事件”后，符老师没有让我的英语成绩不及格，一切像没有发生过，而我们依然习惯娇小玲珑的她，坐在课桌上，晃动她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小腿，用清脆的声音和我们强调过去完成时。

上世纪七十年代，外国摄影师拍摄的沈阳一处小学的体育课

但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曾经像我一样，仅仅因为难以抑制的少年天性，和老师有过一次意外的遭遇。他们早已没有我大学时代的莽撞和懵懂，他们连捉弄一下老师的兴趣和心思都消失殆尽，这恰恰是我对时代变化最为直接的感知。

尽管现在回忆起来，因为自己的幼稚，惊吓过英语老师，但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敢放肆，恰恰来自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当时的闲散和放松心态。尽管就读的是一所地方院校，但我不用担心找工作（当年大学生还包分配），不用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生活补贴），也不用费尽心机的争排名和奖学金（这些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前途），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的光鲜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件，当然，更不知“买房”为何物（当初都是单位福利分房）。

但现在，坐在我台下的学生，是一群通过更为严苛的应试，经过无数次的分数、排名、竞争，以及为了增强竞争力，无数次地接受补习班的孩子。进到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还来不及排解中学时代内心的淤积，就被告知就业的压力、买房的压力、竞争的压力。从记事起，无形的、细密的重荷就负载在他们身上，早已将他们裁剪得规规整整，难以在生活中找到泄漏狡黠的契机。

《高考》剧照

以前，我总认为现在的孩子娇气、不能吃苦，但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发现他们不仅能吃苦（高中学生的睡眠很少超过八小时），也能接受竞争，更不害怕应试。有一次上课，我突然头昏，一个女生很熟练地拿出一盒虎牌清凉油给我，我望着已接近瓶底的东西感觉奇怪，这种记忆中只有八十岁的外公头疼脑热时才使用的物品，竟成为我台下学生的标配。一个男生看出了我的迟疑，立即补充， “老师，我们高三就是靠虎牌清凉油走过来的”。

《放牛班的春天》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