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约三分之一家庭有入托需求 年轻父母“顾虑重重”

【城市约三分之一家庭有入托需求】9月，儿子沐沐入读幼儿园，29岁的张瑫（化名）在做了3年的全职妈妈后，重回职场。辞职前，她在甘肃兰州某知名企业工作，如今进入一家新公司，收入降了近一半。

“0-3岁是孩子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当妈妈的只能尽最大努力。”张瑫说，“‘谁来带娃’可能是一个怎么作答都有缺憾的问题”。

不少家庭会因“谁来带娃”“大动干戈”，当全职妈妈只是其中一个选择。为这事儿，不少已步入婚育年龄的年轻人甚至害怕“生孩子”。

2022年8月17日，在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介绍了当下婚育青年群体对托育服务的需求情况。他指出，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现实中供给还是不足的，特别是普惠性的服务供给确实是个短板。

谁来带娃，年轻父母“顾虑重重”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育儿嫂、托育园……乍一看，选择很多。“但现实中无论怎么选，都会有顾虑。”张瑫说。

4年前，儿子出生，张瑫和很多人一样，请婆婆从老家赶来照料孙子。

当时，她和丈夫正值事业上升期，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回家后，常常只能看到儿子熟睡的场景。

一段时间后，张瑫察觉出一些“不对劲”——原本一逗沐沐，他就会咯咯笑，性格活泼，眼下孩子却有些“木讷”。

张瑫认为，问题一方面是她和老公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另一方面，和老人带娃有关。

“婆婆照顾沐沐很用心，吃得精细，穿得干净，但她性格比较内向、文化程度不高，加上刚从农村到城市生活有些不适应，所以她喜欢和孩子待在家里。沐沐接触不到外界的新鲜事物，又不会表达，性格就变得越来越木讷。”张瑫说。她委婉地向老人提了意见，老人却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

为了避免孩子出现更多性格问题，也为了婆媳关系的和谐，张瑫最终选择裸辞，当起全职妈妈，自己带娃。但她很快发现，“带娃的难度不亚于编写一本百科全书”。

“经济上，奶粉、纸尿裤、辅食，都不便宜。安全更要操心。吃饭按孩子的体质，荤素搭配，还要注意食物的大小、食用顺序等。在家里，不仅要将插座、洗涤剂等危险物品放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家具的边角也要做圆角处理。买玩具要注意大小，避免孩子误吞。现在的孩子更早慧，需要关注他的精神需求、心理健康，与他互动，培养自理能力、人际交往、规则感等。”张瑫坦言，这些让人身心俱疲，但也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儿童教育与发展学院教师周扬表示，当前，很多家庭还是以祖辈帮忙带娃为主，也会生出许多问题，一方面老人太累太辛苦，另一方面年轻父母的育儿观和老人传统的带娃观念有很大差别。

如果请育儿嫂，经济上又“卡脖子”。周扬说，育儿嫂的工资和学历、工作经验、工作时间挂钩，不同地域收费也不同，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有一定育儿工作经验的育儿嫂月工资通常要1万元以上，“还不一定能满足家庭的照护需求”。

经营着一家美妆店的二胎妈妈李璐（化名）也直言，即便不考虑钱，外人带孩子，她也始终不放心。因此她还是选择求助孩子的奶奶和外婆。她和老公都有兄弟姐妹，双方老人还得兼顾其他子女的带娃请求，奶奶和外婆只能轮流倒班。碰上做农活儿，老人们还得把孙辈带到农村老家去。

“我们还好，有的家庭甚至找不到带娃的人。”李璐举例，在同一个商场里，有一对小夫妻，老家离得远，父母不愿意过来，他们只能把孩子带到店里，而店铺在地下一层，这个孩子压根儿就晒不到太阳，肤色都是苍白的。

接收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可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家庭的燃眉之急？

张瑫一度打算将孩子送进托育机构，可她了解一圈下来，现实情况让她的焦虑又加重了几分。

“我家附近没有公办的托育机构。”张瑫说，仅有的私立托班，工作人员没资质，环境卫生、食品质量等都达不到她的心理预期。

在北京，过去大多数幼儿园基本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入园，“接收3岁以下婴幼儿的机构不多，而且因为需要的师资数量多、照护要求高，收费一般高于普通幼儿园，很多家长就望而却步了”。周扬说。此外，专业托育人才储备严重不足，通过短期培训上岗的保育人员资质良莠不齐等现实情况，也加重了家长的担忧。

“其实，在孩子0-3岁阶段，来自专业机构的科学养护，具有家庭单独养护不具备的很多优点，对孩子的个体发展是有益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严平表示。

托育服务需求越来越旺盛

社会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0-3岁婴幼儿数约3200万，其中有入托需求的家庭超过1/3，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有入托需求的家庭超2/3。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托育服务需求也逐渐涌现。

今年9月，家住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的连丽娟将儿子楠楠送到了安定区实验幼儿园“合悦儿童之家”。

园长马慧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安定区实验幼儿园于2022年8月正式开园，今年春季学期开办托幼一体化的公办全日托托育园，此举既是响应国家、地方的各项政策，也是想服务职工和家乡的父老乡亲。

副园长张娜介绍，幼儿园在场地设置、环境创设、设施配备方面，一次性投入12万元。选择幼儿园最南侧、阳光充沛的B楼一层、二层作为托儿班的教学场地，设有感统训练室、综合活动室、音乐活动室、寝室，以及阅读、骑行、休闲、海洋球、涂鸦等区域，并与室外联通，充分保障孩子们的活动空间。

在人员配备上，挑选专业的保健医生及3名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持有育婴师资格证的教师作为托班老师。同时扩充餐厅人员力量，科学制订带量食谱。

连丽娟和丈夫都是高中教师，双方父母无力带孩子，休完产假后，每个工作日她都要将孩子送到亲戚家“寄养”，不仅耗费了大量时间，也总是担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偶尔自己照护孩子，连丽娟又会因为厨艺欠佳而有些愧疚，“常常是大人点外卖，凑合着给孩子煮点面条”。

合悦儿童之家的这些“软硬件”对上了连丽娟的“胃口”。没有犹豫，她就把仅1岁7个月的楠楠送到了这里。

“比找保姆花销少，比亲戚带更科学。”连丽娟直言，刚开始，她的要求只是孩子在托园里吃好喝好玩好，但一段时间后，孩子给了她意外的惊喜，“有参与有成长，学到了东西。”国庆前，她接孩子回家，看到马路上的国旗，孩子还向她做了科普。

因为有了托育服务，连丽娟觉得，生活的幸福指数提高了。她除了能用心工作，还能抽出时间去逛街、运动，摆脱了过去时刻要操心孩子的焦虑状态。

政府主导，“让带娃不再难”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中虹家苑社区，记者看到，小区里的文化客厅嵌入了“宝宝屋”功能。在这里，年轻的父母可以将宝宝临时托给老师，自己处理工作或觅得一会闲暇时光；爷爷奶奶们也可以临时托娃，自己去看病、买菜。文化客厅外的长廊里，不少家长在聊天聚会，透过窗子，就能观看孩子在“宝宝屋”的游戏情况。

为了让家长更放心，居委会充分挖掘、利用社区的人力资源，聘请该社区内3个有照护资质的全职妈妈作为“宝宝屋”的照护人员。

嘉定区人口增速位列上海第一，托育服务需求增长迅速，近年来也在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截至今年9月底，该区已有74所幼儿园开设托班，比2022年新增21所托幼一体园，开设25个托班，托幼一体园在全区幼儿园总量中的占比达到66%。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沈炜介绍，目前，上海市提供的托育服务资源主要来自4个方面：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即以前的“小小班”）、社会力量举办的托育机构、街镇开设的社区托育“宝宝屋”，以及各类科学育儿指导站点。截至今年6月，各类托育服务机构达1485个，托额总量6.6万个，初步构建形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解决“谁来照看0-3岁孩子”的问题。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引导，普惠优先”“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属地管理，分类指导”等基本原则。次年，再次印发《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要素，统筹协力推进托育事业的管理、托育机构的运行、托育服务的实施。

围绕顶层设计，各地也都在因地制宜进行实践探索。

2022年，北京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今年9月，北京市发改委、市妇儿工委办公室会同36家相关责任部门梳理形成《〈北京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3年工作台账》，再次提及“创建55家托育示范机构，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

浙江在17个县试行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福建采用“当年预拨、次年结算”方式，安排1.5亿元补助1.5万个新增托位等。江苏连续4年将新增普惠托育机构作为省政府民生实事，建成省级示范托育机构91家……

出台政策、多元共建，让新手父母多了“选择”。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共有托育服务机构约7.5万家，提供托位数约350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约2.5个。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确保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5个。”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各类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着力扩大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帮助托育机构把运营成本降下来，把收托价格降下来，让有需要的婴幼儿家庭能够送得起，用得上，“让带娃不再难”。

严平认为，一些家长对托育机构的服务质量有担忧，孩子健康、安全问题最受关注。“所以，首先要做好托育机构的专业化服务，在质量上要有保障，要让年轻家长真正感受到把孩子放到托育机构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