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陈琳：俯身著述 起身授课

　　陈琳编写的《大学英语课本》

　　陈琳编写的广播电视英语教材

　　陈琳主编的《英语》（新标准）

　　1980年陈琳（右）与北外教授大卫·柯鲁克讨论教材编写工作。

　　 【大家】

　　 即将迎来100周岁生日的陈琳教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也是中国外语教学界的一道风景。从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英语课本》，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广播电视英语讲座》，再到21世纪的全学段“一条龙”英语教材，陈琳教授主编的英语教材陪伴了几代中国人。

　　 我与陈琳教授相识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里，虽然我的工作岗位屡有变化，但总能与他有一些接触。2018年，我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从此，我们不仅是“忘年交”，而且成了同事，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我对这位可亲、可敬、可爱的先生和他所热爱的外语教育事业也有了更多了解。

　　从高校讲台到大众平台

　　 陈琳与英语结缘，可以从1944年说起。那时，他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被选派为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做翻译，辗转于成都、昆明等地。能用英语为抗战尽一份力，这是陈琳对英语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

　　 1946年，陈琳转入金陵大学，读三年级。一天，他去找陈裕光校长的英文秘书陈梅洁（Margaret Turner）女士办事，刚好遇到陈校长。陈梅洁就向陈裕光介绍说：“这是读三年级的陈琳同学。（This is Mr. Chen Lin, a third-year student.）”想不到，陈裕光竟然知道他：“啊，你就是陈琳同学。反正你已经入校了，说说也可以。你转入我们学校的入学考试，数学只有二三十分，可英文考试几乎满分。大家讨论了很久，还是决定录取你，还专门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也同意了。”陈校长的这番话，更坚定了陈琳对英语的追求。

　　 陈琳首次走上讲台，源于老师的一次刻意“安排”。

　　 1948年，陈琳选修了一门伦理学课，这门课由一位姓张的留美教授用英文讲授，每周一次。有一天，张教授忽然对陈琳说，她下礼拜要到外地，不能来上课，请陈琳帮她上一次课。陈琳很惊讶，回复说，自己大概担当不了。张教授鼓励他：“我知道你英文很好，没问题，就讲孔夫子的孝道。”陈琳很重视这件事，到图书馆找来《论语》的英译本，仔细研读，全力以赴为这堂课做准备。他没想到的是，那天一进教室门，扫了同学们一眼后，看见张教授坐在最后排靠边的座位上。陈琳大吃一惊，只见张教授微笑着向陈琳摆手示意，让他继续上课。由于基础扎实、准备充分，那堂课讲得十分成功，陈琳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纵然时光已流过70多年，陈琳对当年的事情依旧心怀感激。他回忆说：“那次讲课后，陈裕光校长在一个校内活动上看到了我，笑着对我说：‘听说你的课讲得不错呀！’我一听，真是吓了一大跳，不知说什么好。陈校长接着说：‘告诉你吧，这事是张教授有意安排的。她认为你是一个当老师的好苗子，曾向我提起过。她想出了这么个主意来试试你，我同意了。’”金陵大学的师长，成为陈琳一生的楷模，让他坚定了从事教育事业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俄语教育一度“一枝独秀”。后来，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英语教育愈加受到重视。当时，国内使用的英语教材是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编写的《高级英语》。1956年，已经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陈琳，应教育部要求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全国大学英语专业通用教材——《大学英语课本》。这套教材的出版，改变了大学教师只能使用苏联英语教材的局面。从此，编写教材成了陈琳一辈子的事业。

　　 1978年，随着《广播电视英语讲座》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陈琳成为那个时代很多人念念不忘的英语启蒙老师。

　　 陈琳至今仍清晰记得这档节目酝酿、产生的过程。那是1978年9月的一个下午，李先念同志邀请北外的几名专家到家中做客。从下午直至晚饭结束，李先念同志就国内英语教育现状和出路等问题与他们进行探讨。也就是在这次交谈中，运用电视媒体推动全国英语学习的想法诞生了。

　　 陈琳克服种种困难，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教材的编辑整理和节目的拍摄工作，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拍摄期间，北京酷热难当，而由于空调噪音大，拍摄时必须让它处于“休息状态”。在炙热灯光的照射下，摄影棚内温度高达42摄氏度，所有人都挥汗如雨，而陈琳却必须穿着中山装出镜。他正襟危坐，细致而耐心地讲授每个语言点，任细密的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每拍摄几分钟，工作人员就要喊停给他补妆。后来，有人给现场搬来了大冰块，虽然有一定降温效果，但条件仍然很艰苦。

　　 这一适时而生的节目，每天早中晚播出三次，而且晚上是在黄金时间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许多家庭甚至祖孙三代同时坐在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前学习。电视台每天接到上千封观众来信，陈琳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陈琳编著的《广播电视英语讲座》教材，仅在北京一地就发售了1500万套，各省份自行翻印的不计其数。很多人把这套教材置于床头枕畔，夜夜捧读。

　　 陈琳主持的这个电视英语栏目，不仅在国内掀起了改革开放之初全民学英语的热潮，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关注。节目播出第二天，英国路透社等海外媒体就报道了这个消息。

　　 开办广播电视大学和电视英语教学，为缓解当时外语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作出了贡献，陈琳也由此走上大众英语教学之路。1985年，全国有十多万人报名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首届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约2万人坚持学完了三年，12317人参加了结业考试，7856人通过。其中，还有27名成绩优秀者被录取到进修班。进修班有精读课、泛读课、口语课、口译课、写作课和听力课。陈琳负责口语课和写作课的教学，他的课堂风格沉稳严肃，气场强大，令不少学员难忘。

　　编撰“一条龙”英语教材

　　 21世纪初，我国英语教育发展进入了变革期。从2000年起，陈琳担任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组组长，主持编写并修订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与此同时，他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委托，主编一套“一条龙”式的英语教材——《英语》（新标准）。这套教材源自30多年前周恩来总理的嘱托。

　　 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组织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外语教育工作会议，学校委派陈琳陪同许国璋教授参加。那次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陈琳和许国璋到达时，吕叔湘、王力、张志公、李庭芗、李赋宁等多位老先生都已在座。不久，周总理在陈毅同志陪同下走入会场。他入座后，拿起手边茶几上的名单，看着说：“不用名单，都是老教授、老熟人了。啊，这里还有一位陈琳讲师，不太熟悉……”陈琳连忙站起身来。周总理看了他一眼，说：“看来你在这里要算是晚辈了。坐吧，坐吧。”

　　 周总理给与会者讲述了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国际形势。他说，看起来，全国学俄语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他提出了“九个字、三句话”的外语教育发展方向——“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周总理说，就语言使用的广度来看，英语是全球使用最广的语言，我们今后很长时期还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当然，俄语等语言，包括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我们都要学习。“高质量”，就不必多说了。至于“一条龙”，意思是说，英语教学，要从儿童抓起，要形成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像龙首、龙身、龙尾一样分阶段但连贯一体的学制，不能脱节，要一抓到底。

　　 周总理的嘱托，成为陈琳在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的终身课题。早在1961年，他就主持过供全国使用的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六语种的“一条龙”教材编撰工作。2001年，以“一条龙”为目标的《英语》（新标准）项目起步了，在外研社与麦克米伦出版集团牵头下，陈琳和国际著名英语教材编写专家西蒙·格林诺尔（Simon Greenall）共同担任主编，陈琳满怀信心：“让我们创造历史（Let’s make history）！”

　　 为了做好这套教材，陈琳多次带领编写团队到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调研。在学校听课，他从不评价老师讲得好不好，而是观察学生的兴趣在课堂上有没有被激发起来，在课后仔细倾听孩子们的想法，为什么有的人比较活跃、有的人比较沉默，然后再找老师交流，提出自己的建议。就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鲁子问所说，陈琳是从孩子的视角去编写教材，而不是从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对孩子提出要求。

　　 在教材编写和多轮修订过程中，作为主编，陈琳一直兢兢业业，事必躬亲。2018年年初，随着《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颁布，高中教材进入修订期，彼时陈琳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视力也不比从前，但他仍然坚持到外研社主持召开编委会，指导编辑们与中外编者沟通，对教材内容进行多轮审读。他每次退回的稿件上都写满了细致的批注。

　　 在《英语》（新标准）高中教材修订过程中，编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册的一篇课文：The power of good——“The British Schindler”: the life of Nicholas Winton。这篇课文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温顿的英国人从德国纳粹手中救出669名犹太儿童的故事，这位“英国辛德勒”50年间对自己的善举缄口不言。在审读后，陈琳特意打电话叮嘱编辑，故事的主人公离世时享年106岁，出自《论语》的“仁者寿”放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所以他将这句话加在了文章末尾：“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a kind-hearted person lives a long life.”虽然课文讲述的是西方人的故事，但是中国的经典名句经由陈琳之手被滴水不漏地融入另外一种文化的语境之中，成为整篇文章的点题之句，精辟传神，境界全出，同时也为学生的跨文化理解提供了中国视角。

　　 在这些编辑的印象中，陈琳不仅是位学贯中西、融古汇今的学者，更是一位谦逊温和的长者、时刻心系教材工作的前辈。2018年11月13日，《英语》（新标准）教材初审通过，陈琳和夫人宴请教材修订团队以示庆祝，在他看来，教材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整个修订团队的辛勤付出。在陈琳的带领下，2019年年初，《英语》（新标准）高中修订教材顺利通过审核。2021年，陈琳99岁生日的时候，他童心满满地伸出手，与前去看望他的编辑团队成员拉了一个勾，嘱托大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100岁的时候，我们的教材能够完成新一轮修订，为我们国家的教材事业继续作贡献！”

　　 从2001年小学第一册《英语》（新标准）教材出版，到2011年《新标准大学英语》和《新标准幼儿英语》先后加入这一体系中，《英语》（新标准）教材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套全学段“一条龙”教材。该系列教材问世20年来，累计出版8亿册，惠及几千万青少年，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典教材。在2021年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英语》（新标准）系列教材获奖13项，涉及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22册图书，其中《英语》（新标准）高中必修第一册更是荣获了本次英语学科（基础教育类）唯一的一个特等奖。

　　退而不休仁者寿

　　 陈琳虽然早已离开教学一线，但这几十年来，他从未停止工作，他说自己是“Retired but not tired”（退而不休）。他有一个特制的“月历”，上面写满了每一天的工作内容，小字密密麻麻，却又一目了然。谁见到这本月历，都会深受感动。

　　 陈琳给自己定下过一个规矩，讲课要始终做到三个“Ups”：无论什么时候，上课始终“Stand Up”（站立）；一定要有激情，声音要大，即“Speak Up”（大声说）；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讲课，到时间了一定要“Shut Up”（闭嘴）。这份执着、激情和操守，在他离开讲台后，仍然坚持如一。

　　 作为《英语》（新标准）教材的主编，陈琳亲自带领各级专家奔赴各地，通过培训、调研，了解教师们的实际需求，解答他们在教材使用中的各种疑惑。在此期间，他始终坚持三个“Ups”。

　　 2001年，陈琳到青海省西宁市做教材培训，身体有高原反应，气喘，呼吸困难，头痛。为了能让培训正常进行，陈琳带着便携式的小氧气瓶上阵。感到不适的时候，他就吸几口氧，忍着头痛继续做讲座。在陈琳的坚持下，培训圆满完成。很多接受培训的区县教师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流专家亲自到当地培训，帮他们打开了眼界。

　　 很长一段时间，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即“国培计划”）培训的第一课都是由陈琳来讲。对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连续站立两小时是非常辛苦的。何况，他的腰不好，做过大手术，里面有3根钢钉。即便这样，他还是坚持站着讲课。有当地领导不忍心，提出请陈老师坐下讲课，他谢绝了，说自己一辈子从来没有坐着讲过课，再累也会坚持。

　　 “国培计划”培训的某次大课，陈琳给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位老师集中授课。授课时，他发现西藏班的老师表情有些茫然，于是课后特意去做了一次回访。了解到全英文授课学习对于西藏班老师有一定困难后，陈琳连夜召集培训工作人员，重新制定了培训规划——以中文授课为主，分享实际授课经验，用理论总结，帮助受训老师更好地理解教学理念。

　　 20多年来，像这样针对一线教师和教研员的培训，陈琳做了无数场，累计培训超过了百万人次。

　　 自《广播电视英语讲座》之后，陈琳一直热心于全民外语教育事业。他曾担任北京市政府外语顾问、北京市民学外语工程专家顾问团团长、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理事长、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中国日报社顾问等多项“只问付出，不求回报”的工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陈琳是最年长的志愿者之一，从申奥文件的翻译到全市公共场所英文标识的规范化，从翻译菜谱到提供多种语言服务，他都积极参与。

　　 有人问陈琳有没有座右铭，他说：“有，那就是‘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一生给予的陈琳教授就要100岁了，在我看来，他当然也配得上《论语》中的那句话——仁者寿。

　　 （作者：王定华，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学人小传

　　 陈琳，1922年生于北京。外语教育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全国优秀教师，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曾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夜大学校长、函授部主任、海南分院院长、成人教育学院院长。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套高校英语系通用外语教材，主持中国第一档广播电视英语教学节目，主编我国第一套全学段“一条龙”英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