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治理现代化任务与上升路径

现代化与时间有关，但根本上说来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具有鲜明的价值意蕴和模糊的价值指涉。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个性在于，治理关涉围绕知识生产、传播、转化而构建的一套体现公平、质量和效率的资源配置系统。人道和科学是两个基准，开放性、法治化、民主化和公共责任是四项指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治理的价值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主义的人道体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需要依此对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制度，强调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在总结我国制度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十五项建设任务，目标指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节点性任务为，在“第一个一百年”，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第二个一百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国家宏观层面论及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总体要求。高等教育系统是国家宏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一般制度的共性，也具有高等教育制度的个性。高等教育的使命、结构和职能决定了其制度个性，从而，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也具有特殊的要求。

　　现代化的价值指涉与历史方位

　　现代化与时间有关，但根本上说来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具有鲜明的价值意蕴和模糊的价值指涉。也就是说，现代化不是纯粹的事实判定，而是蕴含价值内涵的概念。现代化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也是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现代化作为价值判定词，与不同的主体或对象结合形成现代化的“概念家族”，比如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等。一方面，就每个对象论域而言，价值具有模糊性;另一方面，对象总体的价值也具有模糊性。价值澄清就是一个价值由模糊到明确的过程。因此，论及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候，首先要看到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属性，其次还要看到价值的模糊性。推进现代化，需要在模糊性和明确性中建立平衡，既要确立目标，也要承认目标模糊的特质。

　　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是明确目标的价值基础和参照。要澄清价值，需要从高等教育为什么而办、为谁而办的价值追问出发。目标的不断界定和阐释、价值的不断澄清和操作化，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做功课。

　　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实参照与建构共生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大学制度，具有西方移植的成分，也有自身的文化基因。不存在隔绝于文化传统的、孤立的、完全移植的制度。那些看上去完全移植西方的制度形式，实际上由于制度主体的“土著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土内容和特点。

　　高等教育的世界图景是考量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参照系。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从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起，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学院、大学、多元巨型大学，到现在的交互大学等形态。大学治理也经历了从学生治理、教师治理到相对定型的院校治理过程。大学的治理模式融学院派模式、科层制模式和政治模式于一体。一般化的行政管理制度、普遍存在的微观政治行为和为学术共同体所特有的学院式管理旨趣三者融合的方式，是大学治理样态的表征。

　　虽然不同大学在三种模式的雷达图上表现出不同的半径，但是无不体现出这三种模式的融合特征。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看，大学的目标设定、体系建构、能力建设与成果产出，环环相扣，彼此影响，构成闭环。但是，从大学治理的实践观察，松散耦合、有序性混乱、非理性成分和非正式群体等特征的存在，揭示了治理理性的有限性特征。目标、技术、权力、参与、经验、成功等被理性主义治理理论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套标准化概念，面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却显露出不足。说到底，大学组织并不像一台可以事先上好发条的钟表，也不是一套流程化的福特生产线。为工业时代所界定的工具理性，无法全面解释大学治理的复杂特征。于是，在一方文化地界上企图像移植工业技术一样照搬一套外来的治理术，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此外，微观的大学层面治理镶嵌于更大治理体系的现实，使“制度搬运工”的努力一次次化为泡影。

　　作为交互大学时代的关键词，“交互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追求的一种路径指引，包括自身在内的现实是其基本的参照系。现实具有三重属性，即客观性、主观性及常常被忽视的“交互性”。大学的现实身份是在组织内外各种不同的参与主体交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而不是按照教科书上的定义给定的。交互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为、一种投入、一种过程、一种结果，也是一种状态。交互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主体之间的彼此“进入”和“共长”。交互过程为参与主体提供差距识读的机会，也为进一步发展提供学习空间。

　　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标度与上升路径

　　国家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定型、基本现代化和完全现代化。如果将现代化作为一个标度，将现在的状况作为基础状态，它与未来目标之间的距离，构成需要缩短的差距。将差距进一步分解，可得出体系差距和能力差距。

　　如何识别治理体系的差距?体系有宏观与微观之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从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差距，这是治理体系的共性使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也具有其个性，其个性在于，治理关涉围绕知识生产、传播、转化而构建的一套体现公平、质量和效率的资源配置系统。人道和科学是两个基准，开放性、法治化、民主化和公共责任是四项指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治理的价值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主义的人道体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需要依此对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不是孤立的，治理能力与教育能力、研究能力和评价能力构成支撑高等教育发展的能力结构。治理能力由政治能力、行政能力、文化能力、社会能力和经济能力构成。政治站位与领导、行政组织与运行、文化传承与发展、社会沟通与服务、资源动员与配置等，构成检测能力水平的基本标度，治理能力的差距相应地反映在这些方面。

　　以现代化为标杆，缩小治理体系与能力差距是一个学习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创新需要，也有改革或再创新的需要。无论如何，基于动力学的知识管理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是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基本路径。我们需要消除静力学的知识观，基于变革的立场审视、诊断和干预治理体系和能力。推进变化、改革乃至革命，需要首先增强变革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在变革中学习变革，在不断揭开现代化神秘面纱的过程中推进现代化建设。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