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社”三方互信才能协同育人

　　作者：严从根（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执行院长、教育现代化研究与评价中心执行负责人）

　　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从来都不只是一家一校一社区之小事，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要事。《“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但在实践中，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却成为一道难题。笔者看来，重建信任是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重要举措。

　　信任危机，协同育人的难题

　　信任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基础。然而，在现今教育领域，学校、家庭和社会恰恰存在信任危机。一是人格信任的薄弱。家长和教师对彼此人格抱有正面评价，对维系家校之间的信任关系尤为重要。然而，当下一部分家长和教师，对彼此持有一种单向度的信任评价，即相信对方行为却不信任对方品德，如家长信任教师的教学过程却不信任对方的职业道德。二是能力信任的缺失。能力信任是理性信任，是指家长、学校、社会三方对各自“教育专业能力”的信心。现今，一些家长对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疑问，部分教师也对家长家庭教育能力持怀疑态度。三是关系信任的脆弱。家庭内部、学校内部的关系属于“强关系”，而不同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属于“弱关系”范畴。这种“弱关系”对于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是一把双刃剑，善加利用能充分挖掘信任功能，处理不当则会导致“弱关系”各方互不信任。

　　强化价值认同，增强人格互信

　　价值是行为的先导，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价值认同是健全协同育人机制的前提。因此，要从价值认同入手，助力其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加强人格互信，从而筑牢三方育人主体的信任情感根基。

　　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共同价值追求。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乃至社会教育，都应当明晰三方的职责与使命是一致的，犹如一个战壕的战友。只有确立这一共同价值定位，才能引发三方情感共鸣，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互信奠定情感基础。

　　确立“可信任”的身份认同。信任指向“相互信任”，而非“单向信任”。因此，教师和家长确立自身“可信任”的形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教师群体需要爱惜自己的职业声誉，严格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彰显教师的“道德人格身份”，赢得家长和社会的信任。家长群体需要明晰自己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不仅要履行好子女监护人的法律角色，更要彰显“第一任教师”的教育人格形象，形成学校和社会可信的身份形象。

　　明确权责边界，促进能力互信

　　虽然学校家庭社会共同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但三者职能定位并不相同：学校教育旨在立足校园，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知识教育和理性熏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教育则在于通过家庭生活，促进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全面健康成长；社会教育是以社会所有成员为对象，在社会生活和体验实践中，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人。但因学校、家庭和社会在履职实践中并不能实现无缝对接，进而形成一定空白地带。一方面，学校、家庭和社会中的每一方都意图扩大自己的教育权力，从而导致每一方的教育职权都想进入这一空白地带，引发教育主体间矛盾，造成三者间的相互不信任；另一方面，这一空白地带成为学校、家庭和社会交流的想象空间，容易造成三者主观上的互相猜忌，由此造成种种信任危机，影响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完善。因此，家校社的信任关系要以坚定边界意识为支撑。在各方理性认识协同育人的权责基础上，获得专业能力信任。

　　制定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责任清单。明确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职责和边界，并非为了让它们“各管一段”，而是要压实三方具体责任，更好实施协同育人。因此，教育部门应牵头研制《学校教育促进法》，明确学校教育的责任清单。全面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家庭职责，让家庭教育正确实施。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社会教育责任清单，确定社会教育职责和权限。确保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引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回归本源。

　　明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不可为”之责。学校、家庭和社会既要向对方展示自己“须做什么”“能做什么”，还要向对方表明自己“不能做什么”。可制定学校家庭社会的负面责任清单，明确各自“不可为”之责。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互相明晰对方的“能”与“不能”，为三方信任合作关系装上“安全阀”。

　　共建协同平台，实现关系互信

　　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弱关系”，也就是说，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信任关系较为脆弱，随时可能演变为“不信任关系”。为确保三方互信关系落到实处并得以持久，需要进一步搭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平台，利用组织力量，夯实信任关系，建立三方互信的长效机制。

　　成立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专门管理机构。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学都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地方政府也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这些组织对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经验。然而，这些组织并非协同学校家庭社会的专门机构——家长委员会基本为学校教育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则主要为家庭服务。因此，各级政府要统筹协调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关系，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提供专项经费，统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协调发展，引导三方互信。

　　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共同体。协同育人共同体是学校家庭社会实践互信关系的载体。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会优势资源，建立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平台，如成立学校家庭社区教育理事会和家校社协同教育俱乐部等，基于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协同开发育人课程体系和实践体系，并以此为依托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构建良好的信任关系，更好发挥教育合力。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