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近视率最高的国家,我国近视人数超1.6亿人,居世界第一,且呈现出“总体基数越来越大,初始患者年龄越来越小”的发展趋势。

  作为世界上近视率最高的国家,我国近视人数超1.6亿人,居世界第一,且呈现出“总体基数越来越大,初始患者年龄越来越小”的发展趋势。作为健康教育重要实施主体的学校,应在如何通过全面提升青少年的视力保护意识、知识和能力来实现科学防控近视上下功夫。

  营造浓厚氛围,让学生确立保护视力的意识

  “意识决定行动”。我国目前还存在着重治疗不重预防、健康投资观念弱、健康责任观缺失等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影响下,一部分中小学生的健康意识不强,近年来中小学生肥胖率、近视率较高等问题都与缺乏健康意识有关系。为此,学校应着力做好两个重要工作。其一,提高健康观念教育的站位。学校应从大健康理念出发,对学生进行健康观念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健康既是个人财富也是社会资产,防控近视是维系个人健康、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其二,通过环境氛围实施养成教育。培养学生的视力保护意识与习惯,仅靠教师偶尔的提醒、说教是很难奏效的。学校应营造浓厚的视力保护氛围,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形成强烈的视力保护意识。学校可以利用校园广播、网站、宣传栏、黑板报等载体,大力宣传科学用眼知识。学校还要与家长进行合作,要求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多跟孩子沟通交流,讲清近视预防的道理和策略。通过家校合作所形成的舆论力量,促进学生树立牢固的视力保护意识。

  构建课程体系,普及学生的视力保护知识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科学防控近视离不开知识普及,学校应开发 “近视防控健康包”校本课程。针对既往学校健康教育校本课程存在的“散乱”“零碎”等缺陷,学校应追求此类课程的体系化,即课程在横向和纵向上都自成体系。第一,从横向上看,学校在设计视力健康教育课程时,要追求课程内容覆盖面广,涵盖视力防护知识、能力、情感态度等多元内容,同时还要力求课程类型的多样化,要综合运用体育课、活动课、主题班队会、专题讲座等课程类型来综合实施视力健康教育。通过内容全面、各具特色的视力保护课程,使学生全面掌握近视防控知识。第二,从纵向上看,学校在设计视力健康教育课程时,应当根据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不同特点,力求课程具有学段针对性,且各学段课程之间相互衔接,自成一体,避免机械重复。具体来说,由于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儿童尚处在视觉发育时期,课程应注重讲解爱眼、护眼的重要性及基本知识,促进儿童在人生早期形成保护视力的习惯。而在中学阶段,由于中学生的近视率较高,因此初中和高中的近视防控课程应侧重于传授近视干预与治疗的知识与技能。值得一提的是,实施这些课程需学校拥有专业的师资队伍,借助校本培训、国培计划等途径打造本校的近视防控师资队伍,还可借力于校外力量,比如外聘富有经验的眼科专家,定期走进校园指导近视防控工作。

  开展体育活动,提升学生的视力保护能力

  学生的必备能力对于近视防控甚为关键,而能力的养成离不开实践活动。因此学校应该多为学生提供参与相应实践活动的机会。首先,学校必须上好体育课。体育活动对于促进学生视力保护能力的养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日本小学生的近视率仅为10%,其原因之一是学生的课业负担轻、体育活动时间充足。为了防控近视,我国中小学要强化体育活动,落实阳光体育,确保中小学生每天有1小时以上的体育活动时间。同时,要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按照小学一二年级每周4课时、三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高中阶段每周2课时的要求来实施体育课程。学校应当按照动静结合、视近与视远交替的原则,有序组织学生在课间开展室外活动或远眺,并经常做近视防控操(可以由本校创编或改编)。在寒暑假期间,学校可布置“体育家庭作业”来督促学生防控近视。除了体育活动,学校还可因时、因地制宜开展护眼专项活动。

  加强监管和评价,保证学生的近视防控效果

  对于防控近视来说,还需通过改进日常管理来对之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一,定期开展视力监测和评价。学校应严格落实学生健康体检制度,确保每学期开展两次学生视力监测,同时将学生的视力健康水平纳入综合素质评价范畴,并将评价结果作为评优和升学等的重要依据。其二,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学校要遵循课程标准,严格按照“零起点”组织正常教学,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其三,对学生的手机使用和网络游戏实行重点监管。学校应当落实教育部的规定,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督促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严控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的时段和时长;限制在线学习时间(每节课的时长为15—20分钟)。其四,改善视觉环境。学校要确保教室、学生寝室、图书室等场所的采光和照明达标,桌椅符合人体功效学要求。同时,对于教材、教辅材料、课外读物、试卷、教学多媒体及PPT课件、课堂板书等做出规定,要求做到字号适中,倡导绿色印刷,并精选或开发学生有声读物,用“听书”来解放双眼,缓解视力疲劳。

  (作者:邓涛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导师,李燕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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