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如何面对大众数字读写文化

现在，消费者数字化正在倒逼生产者数字化，学校教育正在把媒介和数字素养列入学生的能力框架。数字素养是对媒介和信息素养的新发展。

　　大众的读写能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字读写能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封闭在宗教、商业、政府、科学等工具的和专家的用途之中。英国学者霍加特认为，随着大众期刊的出现，文字读写能力出现了服务大众娱乐需求的用途。随着杂志、广告、电视、数字化媒介等多模态交流方式的凸显，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的推进，提高媒介读写能力进入议程。进入Web2.0时代，“只读”变成“读写”，“写作”与“阅读”一样普遍，媒介读写能力不足以描述私人化数字读写的复杂性，大众数字读写能力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引发关注。

　　大众数字读写的热情与“DIY文化”(DIY是“Do It Yourself”的英文缩写，意思是“自己动手”)合流，抖、秀、播、拍、聊、赞、转等数字读写文化现象，在社交网络蔚为壮观，庞大生产消费者(prosumer)群体井喷式发展，青少年则是主要参与主体。数字读写文化的积极作用有三：一是为青少年提供了表达和社交的机会;二是丰富了青少年的文化生活;三是发展了青少年的数字文化素养。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数字读写文化体现了新价值观、新知识和新型社会关系，以数字读写能力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将掀起一个新的“漫长的世纪”。经济学家拜因霍克认为，基于“无标度”的复杂体系，消费者联合起来，“大家动手”(DIWO)将是未来财富的起源。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科学认识当前大众数字读写文化，有几个问题需要反思：一是对照“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这一目标，当前娱乐化的数字读写文化是否达到了要求。二是当前众声喧哗、呕哑嘲哳的大众数字读写文化状态，到底有多少经济潜力和创造力硬核。三是私人化的端对端数字读写文化，是否会导致网络社群的审美趣味不断分化、社会参与热情度降低，形成美国学者帕特南所谓的“网络巴尔干化”和“独自打保龄球”化。四是当前数量庞大、声势浩大的数字读写文化，是不是年轻人真正自觉自主的文化，是不是他们创造的最好的文化、最需要的文化。青少年是网络文化的主体，互联网是他们自我表达、自主创造的新天地，但任何文化都需要在引领和培育中生长，年轻人热衷的数字读写文化也需要与先进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根叶相簇、呼吸相通。年轻人如何读写、读写什么、读写的审美标准何为?这些问题需要引导。

　　我们要把数字文化素养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现在，消费者数字化正在倒逼生产者数字化，学校教育正在把媒介和数字素养列入学生的能力框架。数字素养是对媒介和信息素养的新发展。数字素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生存技术的素养，包括数字信息理解、数字环境交流、数字工具使用、数字安全意识等;另一方面是作为文化实践的素养，包括基于数字工具的自我表达能力、高雅的数字文化品位、健康的数字社群关系等。数字文化素养培养的目的是，把青少年培育成健康的文化实践主体。

　　数字读写文化素养培养可以与国家的相关教育行动相结合。2018年，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指出，把影视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美育等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与学科教学内容有机融合。数字读写文化的引导可以和影视教育相结合进行。

　　社交媒体的数字读写文化要建立导向机制。

　　一是实施专门化的数字讲述活动。数字讲述是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工作坊为基础的文化实践，旨在教会人们使用数字媒体制作短视频以讲述自己的生活。这项运动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公共部门倡导的事业，全球很多国家建立了数字故事中心的门户网站，有社群交流分享的“数字故事圈”。我国的数字讲述还只局限于教育教学领域，我们应调动各方面力量把数字讲述介入网络文化领域，用以引导大众数字读写文化。

　　二是网络平台和媒体精英担起社会责任。网络平台和媒体精英在获益于互联网的同时，还要积极回馈互联网，发挥数字读写文化职业生产内容(OGC)和专业生产内容(PGC)的引领作用。

　　三是形成道义化契约。引导青少年树立数字读写的版权意识，借鉴美国学者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中提出的“网络道义经济”思想，通过技术手段形成一种服务于知识共享的契约文化、道德文化，优化数字读写文化的生态性发展。

　　四是建立制度化底线。数字读写文化也要建管结合，发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协会的制约作用。如2019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化保障。

　　全力推进数字读写文化的学术议程。

　　相对于数字乐观主义，数字文化研究学者特纳、洛文克等从商业操纵角度，特拉诺娃、安居杰维克等从数字劳动角度对数字民主迷思进行批判。特纳认为，“数字讲述运动”是一种积极文化实践，它说明学术工作如何开发人们真正需要的能力。哈特利和麦克威廉《故事圈：全世界的数字讲述》一书描述了世界范围内的数字讲述实践，但新媒体环境下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

　　西方学者把全民读写能力作为一种“具有推动力的社会技术”，本质上是强调一种文化政治实践，有其意识形态特点。中国的数字文化实践和研究，需要立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中国梦实现的伟大目标，立足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立足于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数字读写文化与互联网的“下半场”，具有一致的研究议程。互联网的“下半场”一方面要平台化、移动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一方面还要反思和解决“上半场”暴露出的问题。一是改变网络文化的娱乐化、商业化功能脱嵌状态，守护文化的真正功能、复合功能。二是打破“泛用户中心主义”和数字民主的迷思，使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服务于具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主、文化自信、文化创造素质的人的发展，而不是服务于商品化的、消费化的、异化的人的规训。三是要廓清创意文化的边界，使“人人参与”和“大众意义创造”的非物质劳动，形成有时代价值的“硬核”。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本文系2018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文化专项重点委托项目]“吉林省和吉林省涉东北亚网络舆情与管控研究”[2018W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