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孙志军摄  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81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从“挖宝贝”到“守宝贝”  “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孙志军摄

  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81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从“挖宝贝”到“守宝贝”

  “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

  “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

  “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莫高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新华社电 记者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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