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们面对的敌人看不见,摸不到,有可能是接触性的病毒细菌,如果摸了一下被污染的东西,就感染上了;也有可能是高致病性的、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接近传染源就有可能被感染——  你和传染性病原体也许只有一架国际航班的距离  中日友好医院在进行航空应急救援演练。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昶荣 摄  你和任何一种传染性病原体,也许只有一架国际航班的距离。  2019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以下简...

  我们面对的敌人看不见,摸不到,有可能是接触性的病毒细菌,如果摸了一下被污染的东西,就感染上了;也有可能是高致病性的、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接近传染源就有可能被感染——

  你和传染性病原体也许只有一架国际航班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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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友好医院在进行航空应急救援演练。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昶荣/摄

  你和任何一种传染性病原体,也许只有一架国际航班的距离。

  2019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以下简称“应急演练”)于7月25日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Chin KeiLEE在点评中指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病原体的传播也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2016年1月,寨卡病毒在美洲肆虐,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其引发小头症病例和其他神经系统病变,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16年2月9日,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我国确诊首例寨卡病毒感染者,这位患者此前曾经去疫区委内瑞拉旅行,2月2日乘飞机回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应急办公室主任许树强对这例患者印象非常深刻,他记得当时正是除夕,“手机正在接收各种各样的祝福短信,忽然一个电话打进来,说江西发现一例疑似寨卡病毒感染者”。随即,许树强协调相关人员复核检测结果并进行确诊。

  许树强是此次应急演练的主要策划者之一,2014年,他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专员带队去援助西非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常年和这些传染性病毒打交道的许树强,在谈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时,用上了“如履薄冰”这个词。

  “我们面对的敌人看不见,摸不到,有可能是接触性的病毒细菌,如果摸了一下被污染的东西,就感染上了;也有可能是高致病性的、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接近传染源就有可能被感染。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

  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也坦言,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性的疫情和输入性的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风险越来越大。相对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个开放系统,具有高度弹性”。

  “非典”是我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起点

  据了解,此次应急演练是“非典”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非典”是国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起点,在应对“非典”之时,闪淳昌坦言:“我们国家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和水平,确实还是比较差的。咱们无论从法规建设、新闻发布,以及应急资源的整合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

  “但是抗击‘非典’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抓住了契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因此抗击‘非典’是我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顶层设计,叫‘一案三制’。制定修订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的体制、机制和法制。”

  许树强把我国的应急卫生体系分为3个维度,“一案三制”是其中的管理维度,另外两个维度是资源维度和行为维度,前者包括应急队伍建设、装备设备等,后者由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善后评估等环节构成。

  与此同时,“非典”的教训还让我们建立起了一个覆盖我国96%的乡镇卫生院的网络直报系统。许树强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没有这个直报系统之前,关于疫情信息的上传下达需要5~7天,而现在只需要2~4个小时。

  在这样一个网络直报系统覆盖之下,如何能保证所有信息不漏报?在如今各个医院规模越来越大、学科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不是都能及时有序处理?许树强说,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一些演练来检验。我们不指望通过一次演练能有多大的进步,而是希望能发现问题,然后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进一步推动问题的解决。

  全球25支国际应急医疗队有5支在中国

  我国的应急卫生体系虽然起步不早,但是却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入了世界前列。以队伍建设为例,许树强举例说,目前世界上一共有25支国际应急医疗队,其中有5支在中国。

  中国应急医疗队还参与了一些国际应急救援标准的制定,比如在灾区的帐篷里接生的操作标准。许树强说,参与制定这些标准,从另一方面也是督促我们的应急卫生体系进一步规范完善。中国专家参与了近几年的马达加斯加鼠疫、安哥拉的黄热病、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爆发的援助工作。

  Chin KeiLEE同时还在点评中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并在紧急情况下为世卫组织的核心任务作出贡献。中国参与的许多国际疫情应对行动(包括2014年至2015年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都表明了这一点。

  当年,援助西非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让许树强记忆犹新,我们国家当时先后派出了约1200名工作人员前去援助,没有一个人感染。许树强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不和患者接触,相反,包括给患者诊疗、流行病学调查等这些事情都需要他们亲力亲为。

  许树强介绍了当时的一个细节,从污染区到半污染区再到清洁区,我国工作人员每一次穿脱隔离服时,都有另一个人在旁边监督,以保证操作行为规范。许树强补充说,这也是我们从“非典”中吸取的教训。

  参加此次援助工作的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工作人员有发生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事故。许树强说,事后经过大量的考证发现,他们可能就是在穿脱隔离服这个环节被感染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埃博拉在中国也没有发生疫情输入事件。许树强表示,这主要是我国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当天的应急演练是卫生健康部门会同外交、公安、交通运输、海关、民航、国际发展合作、移民管理等部门联合开展的一次演练一样,联防联控机制主要就是多个部门协调工作,共同参与控制疫情。

  多部门协作的联防联控机制和网络直播等工作机制已经形成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中国模式,且这个模式经受住了多次“大战”的考验。

  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我们永远在路上

  “传染病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它不会重复,也没有重复的方式,总会找到我们新的弱点,出其不意地攻击。所以要不断设想新的可能性、新的威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也是当天应急演练的主要设计者,曾经和许树强乘坐同一架航班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援助工作。他告诉记者,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艰巨的任务。

  冯子健说:“路很长,永远走不到头,需要不停地改进。‘敌人’在变化,我们的应对能力也需要去改变。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总有问题去驱动,你得提前想到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去识别新的威胁,再找到我们自己的弱点,而不是一味地看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不是重点。”

  应急演练现场,冯子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临时”向四川省参与人员提出了问题,一些疫情感染者的轻症阶段,只有发热、咳嗽等非典型症状,这些感染者可能会去一些常规的医疗机构就诊,针对这样的情况,地方医疗机构该如何应对?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办主任邹礡回答:除了要严格执行落实前期的相关培训工作,还要进一步规范各级医院发热门诊的专门通道使用和管理情况,发现疑似患者之后就要通过预留的专门通道进行隔离。冯子建表示,这样的回答很到位。

  会后,多位参与应急演练的工作人员向冯子健开玩笑地表示,听到这个问题时,紧张得手心里出了汗。冯子健表示,传染病疫情发生以后,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除了要做好日常诊疗活动和公共卫生准备,还要假想一些严重、复杂的局面,进行系统、有计划的预案准备,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许树强也表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卫生应急工作就要保障人民到什么程度。他坦言,应对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的网络直报系统需要进一步加强,还应该加强监测点的覆盖,而实际情况是我国的一些欠发达、边远地区的监测点建设还不够完善。

  除此之外,国家卫健委还将建设综合、航空、海上、水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今、明两年预计建成6个救援基地,包括四川华西医院、湖南湘雅医院国家综合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航空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以及国家水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重庆)、国家海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昶荣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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