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这是一张已经泛黄、发脆的信纸,信的抬头是“桂清恩公”,落款是“受恩晚生曾广贵”。像这样的信,王少林老人还有二十几封。薄薄的信纸,传递着厚重深切的情谊,承载着沉甸甸的记忆。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进入广西,红三军团一名不到17岁的战士曾广贵,在渡灌江时,因为腿部负伤不能继续赶路。  急行军不容耽搁,曾广贵的连长只好将他托付给灌阳县水车村的村民照顾,王少林的父亲王桂清主动接下这件事。“那时父...

  这是一张已经泛黄、发脆的信纸,信的抬头是“桂清恩公”,落款是“受恩晚生曾广贵”。像这样的信,王少林老人还有二十几封。薄薄的信纸,传递着厚重深切的情谊,承载着沉甸甸的记忆。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进入广西,红三军团一名不到17岁的战士曾广贵,在渡灌江时,因为腿部负伤不能继续赶路。

  急行军不容耽搁,曾广贵的连长只好将他托付给灌阳县水车村的村民照顾,王少林的父亲王桂清主动接下这件事。“那时父亲家里很穷,但他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所以即使冒着危险,他也要救曾广贵。”王少林说,为了不被发现,王桂清将自己睡的床垫高,曾广贵睡在床底,白天只能在屋里活动。

  可是曾广贵还是被当时的国民党乡政府发现了。乡警抓走了曾广贵,并威胁王桂清交出曾广贵的枪,不然就枪毙,王桂清急了,大声说:“实在没有枪,要枪毙就先枪毙我!”乡警这才放过王桂清。“后来,父亲东借西借,凑了11块大洋才把曾广贵救出来。”王少林说。

  1935年12月,曾广贵家人来接他回家。“他走的那天,我父亲外出了,两人都没有好好道个别。”

  回到家乡后,曾广贵凭借记忆中的地址,寄了一封又一封信,却都因“查无此人”被退回。原来,新中国成立前王桂清搬家了,与原住址相隔10多公里。1971年,曾广贵终于打听到王桂清的新住址,马上写了封信,诉说自己多年来的思念与感激。

  “逢年过节,曾广贵都会写信过来,原本有将近100封信,不小心丢了好多。”王少林一封封展示着信件,“父亲识字不多,每次收到信都让我读给他听,回信也是他念我写。”

  王少林回忆,曾广贵还会附赠钱物,“他并不富裕,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工资也不过30元,但很多次他都寄20元以上。”

  1996年,曾广贵来到灌阳与王桂清再度见面。“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默默流泪,好久都没有说话。”回忆起两位老人重逢的场景,王少林的眼圈泛红。王桂清去世后,曾广贵仍然每年寄信给王桂清的后代,直到2010年离开人世。两家的后人一直保持联系,让这份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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