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教育公平的不懈追求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清晰可见。从“低重心”普及义务教育到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再到迈向过程和结果的公平……40年，中国追求教育公平的步伐从不停歇、坚定向前。

　　图为拼版照片。左边是7月31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考生陈俊鹏手捧刚刚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右边是5月29日，其父陈金科手捧祝福儿子的纸片。

　　2016年12月，云南省政府发文提出，将逐步在人口较少民族和“直过民族”聚居区实行从学前到高中阶段的14年免费教育。图为该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民族小学的学生在上计算机课。新华社记者蔺以光摄

　　今年秋季开学，在位于辽宁省凌海市大凌河镇的凌海第五小学，一名随迁子女领到了新书。本学期该校共接收120名随迁子女顺利入学，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李铁成摄

　　2017年秋季开学典礼，在拔地而起的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高沟小学新教学楼前，校长朱雪军哭了。

　　此前多年，他和5名教师、80多名学生在一栋老式两层教学楼和几孔破窑洞里上课、办公。他一直期盼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教书，新学校的落成让他梦想成真。

　　高沟小学的变化，是河南近年来大力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一个缩影，也是教育公平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的一个缩影。

　　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赋予普通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到本世纪初“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实现，再到2006年“两免一补”政策施行，教育公平的模样逐渐清晰。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写下“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重中之重的地位由此确立。

　　此后，教育公平沿着均衡化、城乡一体化的路径前行，广度和深度不断延展……

　　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

　　教育公平始于起点公平。

　　上世纪80年代，知识重获尊重，教育秩序恢复。随着小学教育的逐渐普及，义务教育开始酝酿实施。

　　在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写有“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普及义务教育作出明确规定。紧接着，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该表述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

　　《决定》起草过程中，有关部门的工作组曾到青海调查，走进一所学校的教室，小学生全体站立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却迟迟无人坐下。原来，教室没有板凳，学生全部站着上课。上世纪80年代的媒体报道，亦不乏对农村校舍状况这样的描述：“朽木糟墙，裂缝纵横，梁上结网，墙垣穿洞。课间，顽皮的孩子就顺着这洞钻进钻出。”

　　面对窘迫的条件，国家推进义务教育的决心非常坚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从起草到通过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分管基础教育的柳斌是这部法律的起草小组组长。他回忆称，义务教育是否免费，成为整个法律起草、制定过程中最大的分歧点。“当时也曾考虑过实行免费教育，但是考虑到国家财政状况和教育的规模，最后决定只免收学费，不免杂费。”

　　这部法律只有18条，秉持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先将指导思想、经费投入、教育管理体制、课程教材、办学条件保障、教师队伍建设等最主要的框架确定下来，让义务教育走上法治轨道。

　　自1986年7月1日起，全国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普九”从纸面走向现实，意味着教育公平由权利平等向机会均等迈进。

　　差钱是当时最大的问题，“穷国办大教育”是真实写照，发动人民群众，“人民教育人民办”成了解锁这一难题的密钥。

　　“在教育体制上，把办基础教育的权力下放给各级政府，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此外，动员群众参与，建立以政府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特别是广大农民兴起了‘兴学重教’的热潮，使学校校舍等办学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柳斌说。

　　1979年至1992年，人口大省河南发动群众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102亿元，名列全国第一，不仅做到了基本消灭学校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的“一无两有”，而且96%以上的学校实现了校舍、桌凳、大门、围墙、操场、厕所“六配套”。如果仅依靠国家拨款，这些成绩的取得可能要花费50至100年。

　　以政府为主导，依靠人民群众，这场全民教育行动风生水起。“两基”目标的确立也将“普九”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确定了到20世纪末将实现“两基”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即以县统计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85%左右;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非文盲率达到95%以上。

　　位于鲁西北的德州曾是全国42个经济贫困地区之一，在1995年到1997年“普九”攻坚期间，当地共拨出8.6亿元投入教育，并规定完成“普九”前机关事业单位不得新建楼堂馆所。德州德城区放弃了修建区委、区政府办公楼的规划，加上企事业单位的支援，共筹得6000多万元，新征土地345亩，新建扩建校舍6.4万平方米，率先高标准完成“普九”任务。

　　在政府和民间的双重努力下，历时15年，我国如期完成了“两基”目标。全国十多个省实现全省“普九”，70%以上的县实现全县“普九”，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人均8.1年。

　　此后的2003年到2007年，国家又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开展了西部“两基”攻坚计划。

　　2004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分别与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郑重签署了“两基”攻坚计划责任书，省长们立下“军令状”，攻坚县实行政府一把手负责制。

　　到2007年，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2003年的77%提高到98%，我国教育取得又一历史性成就。

　　2011年，“两基”战略任务全面完成。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2001年7月19日下午，安徽省颖上县十八里铺乡，正在考察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程来到一所村中心小学——宋洋小学。

　　“怎么没有凳子?”望着教室里几十张破旧的课桌，朱镕基问。

　　“为了节省经费，凳子都是学生自己带。现在放假了，学生就把凳子带回家了。”校长解释。

　　“这些课桌有多少年历史了?”

　　“20年。”

　　“20年都没有换过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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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调动基层积极性办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广大农村及偏远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随着时间推移，基层政府和农民负担过重、“普九”欠债、教育资源调配能力差等问题暴露出来。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开启。但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该如何保障?

　　宋洋小学的场景让朱镕基感慨万千：“义务教育都是政府的责任，我国也不能例外。”朱镕基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必须首先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

　　2001年秋，安徽省政府要求确保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比农村税费改革前减少，并依法逐步增加。对部分实行“一费制”后经费有困难的学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给予资金支持。

　　当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也提出对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2001年起，教育部和财政部对部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一项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两免一补”(免杂费、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开始走入人们视野。

　　2003年3月4日，《中国教育报》刊发《免费!免费!义务教育发展的新呼唤》一文。文章称，在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一名初二学生靠领取购买教科书的41元钱才免于辍学，并讲述了由于经费有限，当地并非全部学生都能得到免费教科书的事实，说明了义务教育免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免费的迫切性。报道还配发了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等人的呼吁文章。

　　这份报纸当天送到了两会代表委员驻地，很多代表委员看后主动找周洪宇讨论表示支持，周洪宇也在代表团讨论时极力呼吁、找代表联署提交议案。

　　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湖北代表团参加讨论，趁着他与代表们合影的间隙，周洪宇将相关文章送给了温家宝。“农村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你提得很好，很及时。”周洪宇记得当时温家宝微笑着说，“我会带回去研究处理的。”

　　两会结束后不久，财政和教育部门进行了经费测算。9月，全国第一次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对贫困地区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的相关规定出台。

　　2005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的致辞中，温家宝向世界庄严宣布：“从明年开始，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被写入。

　　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义务教育用三年时间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四大步：2006年春，国家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4800多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53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其中680万名寄宿学生获得生活费补助;2007年春，“两免一补”从西部推广到中东部，实现了对全国40万所农村中小学近1.5亿名学生的全面覆盖;2008年春，北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进行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试点;2008年秋，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义务教育实至名归，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转变，“有学上”“上得起”的时代命题得以根本解决。自此，义务教育踏上均衡发展、“上好学”的新征程。

　　据统计，截至2017年，全国有2379个县义务教育发展实现基本均衡，占全国总县数的81%。与此同时，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启航，义务教育正朝着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不断迈进。

　　从“单元突破”到“全面覆盖”

　　义务教育接连取得新进展的同时，教育公平也在向更广、更深的层面延展。

　　1977年，高考恢复，一并恢复的还有普通人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时隔22年后，高校扩招将这种公平成倍放大。

　　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达159.68万人，比上一年增长47.4%。到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320.5万人，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从2006年起，高等教育开始转向重质量的发展阶段。

　　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让更多寒门学子踏入高等学府。

　　2017年，有两个名字公众分外熟悉，一个是魏祥，一个是庞众望。

　　身患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囊肿，出生后双下肢运动功能丧失的甘肃定西考生魏祥，在高考中取得了648分的佳绩。而清华大学“自强计划”，帮他打开了直通梦想世界的大门。来自河北、父母患疾、家境贫寒的庞众望则在农村专项计划的支持下，不负众望走入清华园。

　　这一年，10万个“魏祥”“庞众望”通过国家、地方和高校专项计划走进了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而从2012年实施至今，各类专项计划已累计招生37万人。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入学是第一步，顺利完成学业才可能打通日后发展的通道，这中间离不开日渐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

　　1993年起，高等院校中逐渐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基金、校内奖助学金、学费减免等“奖助贷勤工助学”的混合资助体系。各高校还设立了“绿色通道”，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优先办理入学手续。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运行如今已非常顺畅，但在建立之初可谓“一波多折，连闯数关”。

　　1999年制度试行时，由于要进行“担保贷款”，不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找不到担保人一筹莫展，之后政策调整为“信用贷款”。出于“防范风险，防止坏账”等现实考量，加之助学贷款进入还款期后存在一定违约率，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银行停止发放新贷款的现象。

　　面对各种新情况，国家有关部门、银行、高校及社会各界不断对政策进行优化、完善，政策给予学子们的便利更如及时雨一般。

　　今年，在吉林省公主岭市，钟泽龙以657分被武汉大学录取。父亲患罕见病十多年，一家人只能靠着母亲每月1500元的退休金生活，钟泽龙上学的费用成了大问题。

　　国家开发银行的生源地助学贷款解了燃眉之急。手续办好后，钟泽龙每年能拿到8000元助学贷款，支付学费和住宿费不成问题。

　　高中教育的公平步伐也在加快。

　　从2011年财政部和教育部启动实施“普通高中改造计划”，到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再到去年4月《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发布，称“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各省(区、市)毛入学率均达到90%以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按下“快进键”。

　　除此之外，从2010年起，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学前教育迈入优质普惠新阶段;“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自2014年实行，如今第二期已全面铺开;中职教育建立起以免学费、发放国家助学金为主的资助政策体系……教育公平的触角延伸到全学段，实现了全覆盖。

　　媒体曾关注过一个名为蒋波的学生，他求学经历中的每一段都体现着教育公平。蒋波出生于广西桂林市灌阳县联合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全家年收入不足2000元，除去还债和日常开支所剩无几。2006年，受益于“两免一补”政策，他在初中阶段减免了学杂费、书费，每学期还领取60元的补助;上高中后，他享受到了学校每学期给予的500元生活补助;2011年，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获得了国家助学金，圆了大学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公平，是中国教育不曾更改的坐标，也是中国教育奋发前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