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以后,王曼还在想,这样的专业凭什么还在办?如果要办下去,为什么连提高教师水平和课程质量这样简单的事都做不到?

  编者按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有人说专业是人才培养的腰,腰要是不好的话,这个人站不直,挺不起胸、抬不起头。因此,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应该停办了。”

  日前,在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的一番话振聋发聩,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共鸣和赞同。

  巧合的是,记者日前收到一位大学教授写来的信,同样聚焦大学专业停办以及退出问题。他从亲身经历出发,分析、探讨高校专业现状及停办对不起良心专业之难与困。

  一段发言、一封来信,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本该本着培养人才而设置的大学专业,为何还会对不起良心?当下,我们又该如何让专业对得起良心?

  即便毕业了很多年,但王曼依然对自己的专业喜欢不起来。

  “说实话,我们都明白,大学学的专业太水了,学院不重视,使得专业课程落后、老师业余、就业质量也很一般……而且,我们这个专业,在大多数高校都是学院了,而我们依然是系。”吐槽起自己的专业,她有一肚子的话说,“培养质量跟不上,对学生影响还是挺大的。”

  工作以后,王曼还在想,这样的专业凭什么还在办?如果要办下去,为什么连提高教师水平和课程质量这样简单的事都做不到?

  高等教育外延式扩张的“后遗症”

  王曼所说,并非孤例。

  “这样的专业不少,尤其在某些时髦学科、热门学科。有的专业确实既无知识性和教育性,又无技术性和实用性,更无人性关怀和人文情怀。有的专业几十年无更新、无发展、无突破,严重与社会需要脱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超说。

  “从大背景讲,这个问题的出现,是我国高等教育多年来外延式扩张而带来的一个‘后遗症’。”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罗志敏分析说,“首先,由于受条件限制,上级行政主管机构在进行专业审批时,往往只能看到经过层层‘美化’和‘包装’的专业申报书,而缺乏对该专业办学条件和资质的实地考察和验证环节。同时,高校或所在院系存在作伪作假、‘借船出海’的问题。比如,一些办学单位为了其申报的专业能够获批,往往集几个院系甚至全校之力,将其他相近专业的力量累积在申报专业上,而一旦专业获批,实际可供该专业利用的师资等办学资源根本就不够。”

  “更重要的是,不达标的专业未能及时退出。一些专业虽然当初在开办时符合办学资质,但后来由于管理不善、教师不安心教学等原因,致使专业办学水平持续低下,但这种专业却又长期存在。”罗志敏说。

  大学专业要根据社会发展做调整

  目前,我国大学专业有退出机制吗?

  “在专业建设方面,高校是有退出机制的。不仅教育主管部门会定期组织学科专业评估,而且高校也会因资源约束而主动进行专业调整,同时一些社会评价机构和媒体也会对一些招生就业不理想的专业进行披露和报道,倒逼高校进行学科调整。近年来,一些招生就业不理想、学生转出率高、社会评价低、知识陈旧的本科专业和学位点被学校撤销,有的甚至是成建制取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超介绍。

  这样的改革,国家、地方、高校等多方都在持续进行中。

  今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公布了《下达2017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共有25个省(区、市)的129所高校撤销340个学位点。

  一个月后,教育部发布了《2017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撤销了135所高校的241个专业。

  去年年底,山西省发布《关于高等教育本科专业优化调整的指导意见》,主要任务是限制淘汰过剩低质错位专业,增设布局急需新兴专业,提出力争到“十三五”末,山西省高校现有本科专业数量削减15%~20%,总数削减200个以上。

  中山大学在实施本科专业动态调整之前,有126个本科专业办学权,经过多年调整,去年,中山大学本科招生的专业数量已调整为77个。校长罗俊强调,这样的改革是围绕大学的根本目标人才培养进行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杜瑞军表示,以前社会分工比较明确,因此大学专业较窄,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飞速发展,职业的变化、更替随之加快,各行业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及能力要求逐渐提升。“面对这种情况,大学专业也要相应作出调整,宽口径人才培养、大专业、跨专业、协议专业等模式便是顺应这种趋势和要求而不断出现的。”

  主观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较大

  在专业退出与停办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已有的专业退出机制并不完善。”罗志敏坦陈,高校及所在院系,在专业退出上缺乏主动出击的意识和作为。同时,仅凭就业率的高低判断专业是否退出的机制,很难说得上全面和客观。“即便是就业率,一些专业也存在真假难辨的现象。”

  杜瑞军指出,随着专业设置的“客户导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评价模式,导致部分不能通过就业率体现价值的所谓“冷门专业”无法存活。

  陈超强调,目前的专业退出机制既有市场方面的诱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高校内部的行政主导。“如果一所高校的某些专业在招生就业、培养质量、社会需要等方面并不差,有的甚至还是具有丰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专业,却因为资源和经费紧张,甚至仅仅因为校领导对某个专业不满意,就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撤销或撤并某些专业,就违背了公平竞争、合理布局、集群发展的学科建设基本原则。”

  “此外,目前,专业退出机制中的主观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较大。一些高校撤销专业的程序比较不规范,既无充分的学理论证、公开的社会听证,也没有听取相关专业师生员工的意见,只是依靠学校的一纸行政命令。”陈超补充道,当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者政策发生变化,乃至高校的人事变动,都可能对某个或某些专业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撤销一些对不起良心的专业,也依然存在来自利益相关方的阻力。

  陈超说,最直接的阻力来自该专业的师生员工,撤销专业涉及教师的生存、安置和转型,以及学生的转专业问题,必然会受到强烈的抵制。其次,会对离退休人员、校友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情怀和心理产生冲击。

  “现在,过于注重就读人数的专业办学导向一时难以改变。一般来讲,无论是高校,还是具体的院系,很少愿意主动去巡查并清退那些办学质量不达标的专业。”罗志敏强调,“多一个专业布点,就多一份生源,而生源的多少则意味着办学经费、办学资源的多少。”

  强化对专业的调研、评估和审查力度

  面对一系列挑战,我们又该如何着手突破?

  “对高校来讲,一要把好本校新申报专业的第一道关,坚决遏制某些院系不讲原则、不顾条件的上新专业;二是要时常自查自纠,利用多方评价和已有的以专业负责人为中心的奖惩机制,强化对已开设专业的调研、评估和审查力度,从中发现不合格专业,问题少的要限期整改,问题多的要坚决清退。”罗志敏强调。陈超指出,在今后的学科调整中,学校应强化公开、公正和公平意识,既要考虑专业的市场状况,又要考虑专业的历史传统,还要征求广大师生员工的意见,更要尊重学理方面的要求。

  从政府主管部门出发,罗志敏建议,要细化对新开办专业的审批流程,不仅要看专业申报书,还重在实地考察和验证。从长远来看,还是要推进教育经费的拨款和使用办法,引导高校从重外延式扩张到注重内涵发展上来。

  在杜瑞军看来,加强评估是必然趋势。“要规范评估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特别是引入第三方评估,以评促建,以评促管。同时,还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竞争优胜劣汰。”

  “学校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联合起来,建立科学、合理、公正的专业退出机制,在取缔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过程中,既要坚持实质公平,更要坚持程序公平,要对社会开放,扩大参与,才能降低专业退出难度,减少各种障碍,实现专业发展的动态调整和良性发展。”陈超最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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