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和教育的中国化能力

放眼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术发展，迷失自我的“全盘西化”已无处不在。在哲学、方法、内容、形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以往我们曾经反省过的“言必称希腊”问题，在今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放眼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术发展，迷失自我的“全盘西化”已无处不在。在哲学、方法、内容、形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以往我们曾经反省过的“言必称希腊”问题，在今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翻看当下研究生、博士生、学者、教师的文章、著述，几乎无不以西方学者的思想观点为依据，信之若神明，而普遍缺少自己的独立分析与思考。这对希望创新但又缺乏自信自知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群体而言，问题是根本性的。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外学校开始教授传统文化，并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是建构美好和具有创新潜质的文化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但迄今为止，学术界、思想界和教育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还存在不少误解，亟须厘清和纠正。

　　对中国传统文化误会之种种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误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是精华和糟粕并存的，它与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不可能是完全、绝对和纯粹的正确。中国的先贤对于传统的态度是主张“瑕不掩瑜”，并明确意识到，没有缺点和糟粕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目前，有一些丧失自信且又不肯自知的所谓学者，对本土文化过分苛求，对外来文化顶礼膜拜。这显然不是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也必然会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和传承。

　　与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文化类型一样，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所谓的人类现代文明，在思想、概念和制度等方面，从西方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直到后来的发展中，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积极、有效的参与。对此，西方的伏尔泰、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等都有明确的论述。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也有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直接参与，“和平共处”“第三世界”“一国两制”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的理念和准则，都来源于中国和中国的文化。

　　长期以来不少中外人士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维护专制统治的，甚至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的古老文明，都概括为具有专制品格的“大河文明”;而对靠掠夺、侵略、激化文明冲突的一切西方作为，则美其名曰具有开放、拓展、科学、民主和创新品质的“海洋文明”。显然，这种简单的、双重标准的评价是逻辑混乱和漏洞百出的。我们不讳言，中国的儒家文化曾被专制统治者确定为统治思想，但即便在近两千年“独尊儒术”的中国历史中，不仅诸子百家依然存在，来自世界的其他文明，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能很好地融入并与之并存;而推翻专制和腐朽统治的革命者，依然会选择儒家确定的“仁政”“大同”“天下平”的理想作为目标。对于这些真实的历史，对比现实中的世界霸权，何谓专制、何谓民主，应该不言自明。

　　近百年来，不少中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偏重伦理、统治术，在日用科技方面远不如西方，而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科技就是一切竞争实力和话语权的有力支撑。为此，有关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被彻底忽略了，其内容在中国各级各类教育中越来越式微。且不说西方及世界的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四大发明”的基础上建构的，就是对现代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专业，中国历史文明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不仅有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可做印证，且有越来越多的中外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已经意识到，中国智慧、中国方法和中国经验颇具改革创新的借鉴价值。

　　在不少人看来，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不断否定自己文化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历史。但也有许多历史真实给人不同的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国外获得37个博士学位，毕生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抨击旧制度最烈的鲁迅，不仅热衷于中国小说史、整理出中国的“故事新编”，包括他的《狂人日记》，也是直接借鉴于唐代的道家著作《无能子》。可见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中，可资改革自新的资源极为丰富，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毛泽东在其文集中多次表达了要“古为今用”的思想，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需要继承的遗产，并多次表示中国的书院是一种理想的高等教育和专业研究模式。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警惕”不要全盘西化，但放眼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术发展，迷失自我的“全盘西化”已无处不在。在哲学、方法、内容、形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以往我们曾经反省过的“言必称希腊”问题，在今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翻看当下研究生、博士生、学者和教师的文章、著述，几乎无不以西方学者的思想观点为依据，信之若神明，而普遍缺少自己的独立分析与思考。这对希望创新但又缺乏自信自知的文化、学术、教育群体而言，问题是根本性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相辅相成之体现

　　回顾在1949年最初确立教育和学术发展的基本原则时，继承传统是非常明显和明确的重要基础，包括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民国的传统、苏区和延安的传统、学习苏联的传统等。可见在当时，发展文化教育的思路和认识是比较清晰和明确的。当时学习的马列主义的“三个来源”、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和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都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有积极和鲜明的态度。而在今天，我们却集体迷茫了，为什么?应做认真和深刻的反思。

　　传统文化的价值既然很明显、很重要，教育就应该有所作为。任何一个伟大的、创新的时代，都必然要伴随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并以此作为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但是面对已经几乎完全“西化”的教育系统，传统文化如何回归或“反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教育本身应该具备的传统，被忽略、排斥近百年后，已经被视为“外来的异物”，易遭遇“排异”反应，因此这种“反嵌”是非正常的“嵌入”。是相互排挤，还是寻求融合?抑或另辟蹊径、另寻思路?探索和研究的空间不可限量。

　　从总体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是不相冲突的，且在许多方面可以相辅相成。对此，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界须有认真、严肃和负责任的深入探索和实践尝试。

　　在教育观念上，中国的教育史记述了许多与现代教育改革价值取向一致的思想、理念和意识，涉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多元智能、因材施教、合作学习、德艺双馨、学以致用、环境建设和影响、理论联系实际、建设学习型社会等。几乎所有现代最先进的教育观念，都能找到中国教育的先行探索。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改革，也可以为人类提供具有历史跨度的中国好经验、好思想。

　　在学制上，中国的传统分为蒙学、小学和大学三个主要阶段。蒙学为0岁至7岁，偏重语言、思维、社会化、生活习惯的养成等;小学为7岁至15岁，偏重文字、经典、立志和身心健康，目标是“成人”;大学为15岁至终身，偏重专业学习和未知领域的探索，强调践行理想。这三个阶段虽不及现代学制细化，但二者的基本判断和目标是大体吻合的。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教育，兼顾家庭、社会和学校三方面的融合，注重移风易俗和民众教育(历代农医之学普及到民间，元朝有体制保障的“社学”)，关注正规教育和非正规学习之间的互补与互动，注重官学、私学或体制内外教育之间的生态平衡，并有包容学校且超越学校的专业化的人才评价体系。

　　在教学内容上，中国传统教育规定性学习和建构式学习并举。“师法(专业化的标准教育)”和“家法(基于专业研究的个性化探索)”的分化，可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激活许多领域的创新发展。诸子百家和各行各业的进步均有配套的专业技术传承模式与行业评测标准，发展的空间是开阔和相对自由的。尽管从官方的角度有道德、伦理和法制教育的“必修”要求，但是在整个教育和社会学习生态中，对所有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知识技能学习等，几乎都有所覆盖或涉及。至少从汉代开始，对于域外学习资源的引进就已经受到重视。至少从元代开始，西方科学技术的内容就已经在中国的教育中渗透，因为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具有深深的自信，更具有“中国化”的创新能力。

　　在教育教学方法上，中国的传统注重学习主体的主观作用。“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说法，明确体现了中国方法对学习者自身学习需求的充分尊重。为此，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反对“揠苗助长”、强调思考质疑、主张知行合一等原则，在教育界深入人心。从宋代开始，中国就有“学分制”的尝试，不把教育和学习限定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另外，对于哲学和方法论、系统教育和碎片化学习的相辅相成关系、学校和教师的作用、能力和素养提升的多元化途径等，也都有丰富的探索和相应的实践。

　　在教育标准和评价考试上，中国的人才思想和科举制是贡献巨大的，而前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实施过程中的僵化和专制等问题。另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和“浪子回头金不换”等意识，都体现了积极、开放、包容、辩证和发展的人才观、评价观，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明显的借鉴价值。

　　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反嵌”现代教育之突破口

　　基于上述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要回归或“反嵌”到现有已经非常西化的教育之中时，应寻求几个重要的切入点或突破口，这是在推进相关实践之前应该思考清楚的。

　　首先，要通过求同存异的探索，找出中外教育大体一致的地方，并有效加入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这样可以使中国的教育者和学习者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更适合教与学的途径和方法，加深对相关知识技能的中国式体会和感受，进而提高学习效率。为此，不宜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之外另立“国学”体系，以致加大教育本身已经“过重”的负担和压力。合理和可行的思路是，通过对各学科、各专业的融入和渗透，使之逐渐加强“中国化”。

　　其次，要充分利用中国教育传统善于引导和激励学习者自主学习的经验，促进学校教育和社会学习提高效率。这既为传统文化系统地融入现代教育争取时间和空间，同时也能缓解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促进各学科教与学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和终身学习时代，中国传统学习中的碎片化、多途径、积累性和建构性等经验，都可非常有效地突破现行学校教育的许多藩篱或禁锢，使教学本身与个体学习需求更好地契合与互补。

　　再其次，要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学习是有自身规律和系统性的。不仅应特别关注哲学、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基础学习，要熟悉“经史子集”的体系，还应从学前教育到博士生教育的各个阶段，为学习者提供具体和适宜的指导书目。今天的学习者应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既不是“小儿科”，也不是与现代生活、现代科技毫不关联的“老古董”，而是中国人、中国的发展创新必须借鉴的最重要的资本。

　　最后，要有意识地在人类教育的发展中展示中国教育的传统魅力和经验，积极参与人类理想和教育标准的当代建构。2000年以后，中国由济宁市委、市政府牵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孔子教育奖”，向全世界昭示了孔子以及中国教育传统的永恒价值，使中国人的自知、自信、自觉、自立和自强等意识有了重要的回归或恢复。中国人要办好孔子学院、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教育复兴，做好这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由此可见，要想正确、积极、有效地认识和传承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更务实、更有定力、下更大的功夫。先要找回自我，进而才能找到前进的正确目标、方法和动力。(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