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素质,一个在中国教育界并不新鲜的名词。从上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到如今的高考改革,这一名词又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今年4月,《北京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从2020年起,综合素质评价将作为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参考。此外,各地方针对“综合素质”陆续出台、调整高考政策。

  综合素质,一个在中国教育界并不新鲜的名词。从上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到如今的高考改革,这一名词又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今年4月,《北京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从2020年起,综合素质评价将作为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参考。此外,各地方针对“综合素质”陆续出台、调整高考政策。

  对于综合素质评价,人们有很多期待与疑惑。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将“综合素质”纳入高校招生录取,尽管有61.6%的受访者认为体现了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但也有55.6%的受访者坦言最大的担心是作假。

  众所周知,综合素质评价的公平性、合理性主要由大学与中学把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大学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该如何做才能取信于民?

  综合素质的标准不该细化

  作为北京某中学语文教师,王舟在看到这份《方案》时表示,自己最关心的莫过于“综合素质该怎么界定”。因为“综合素质的概念被热炒了多年,但至今尚未有合理的、可考量的标准”。

  王舟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上世纪90年代,国家在推行素质教育时就已实施综合素质评价,但评语人人雷同、得分大多为A,使得高校录取环节,综合素质评价形同虚设。

  根据《方案》,从2020年起,综合素质评价在使用过程中,坚持“谁用谁评”的原则,招生学校应提前公布具体使用办法,使用情况必须规范、公开。由此可以确定,综合素质的评价标准来自于各高校。

  那么,高校在制定标准时应该把握哪些原则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大学专业的招生团队应该从两方面来把握标准:一方面,搞清楚一个人终生成长的关键点是什么;另一方面,弄明白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现实中,过分看重能力导致一个人做事不择手段的案例太多了。只有透彻研究,才能制定出对人、对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标准。

  而对于像王舟这样的一线教师,他们更关心的则是“模糊了多年的综合素质该怎样细化”,因为这将有助于中学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

  王舟恐怕得失望了,在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看来,大学不应该提出过细的评价标准,只需将所考虑的因素的范围和方向公布即可。

  他指出,过于细化的评价标准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容易导致学生和家长按照标准进行有针对性的包装,呈现出来的未必是真实的面貌,同时也会让学生疲于奔命;二是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细化,因为人的知识具有局限性,总有考虑不周之处,这使得任何出台的细化标准都会遭致批评,同时也丧失了生活中本来可能出现的千变万化。

  “有人担心不细化的标准无法操作,这是不了解大学招生。事实上,过于细化的标准才无法操作,因为你无法判断标准细到哪种程度才是合理的。”秦春华说。

  一个期待,招生队伍走上专业化

  事实上,增加综合素质评价,对于大学的招生工作也不轻巧,因为这并不止于制定标准这么简单。

  按照一贯的录取模式,考生的志愿按分数高低,由省招办、考试院投档给各高校,高校招生办再按分数高低给填报了相关志愿的考生分专业,这种录取模式对招生团队而言,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然而,加入了综合评价的高考录取,需要从学生的思想道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和个性发展等方面考量,这无疑要求一个更高水准的招生团队的诞生。

  对此,秦春华表示,国内大学招生必须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非此不可能提升大学招生的水平。“综合评价是一套复杂的制度,关键在于评价。大学要会评价学生,招生人员需要有专业上的培训,识别学生的经验,而不是列几项指标,把几项分数简单相加”。

  据他介绍,在美国一些高校,招生是一个跨学科的工作,从某种角度来说,招生人员和医生类似。招生人员首先要懂教育,不能说教育上的外行话;其次,要懂自己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知道哪一类学生适合自己;第三,要懂一点儿心理学和教育测量方面的知识;第四,还要懂统计学知识等等。”

  储朝晖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招生团队需要两类人组成,一类人是学生评价的行家里手,另一类人必须对学生所学的专业有所了解,“综合素质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要具体到人才培养的能力要求,这就需要对学科专业有所了解的人把关”。

  “真正实施综合素质评价需要专业权力发挥作用,如果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改,依然由行政权力说了算,学生综合素质造假、走后门这种担心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储朝晖指出。

  大学该如何取信于民

  和半数网民的担心一样,明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厦门高中生林韬,最担心的也是综合素质评价造假。虽然他赶不上综合素质评价的改革,但是自主招生中代写论文等造假行为,还是给他和家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且,似乎一时间很难说服公众去相信,综合素质不存在造假行为。

  秦春华指出,担心造假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造假会不会发生,二是造假能不能解决。“造假一定会发生,不发生才是奇怪的;造假也一定会解决,解决不了才是奇怪的”。

  实际上,美国大学招生也有造假行为,但鲜有大面积的造假。秦春华指出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我国中学的造假行为主要针对国内大学,但针对国外大学就不敢造假。“这说明,造不造假不取决于社会的诚信和人的品质,而取决于制度约束”。

  如何避免造假,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造假的成本远远超过收益。譬如,一个学生造假,其结果可能意味着他不能进入中国所有的大学;一所中学造假,其结果可能意味着这所中学所有学生的资料都不会再被相信。当每个人都成为利益相关者,其他学生也会进行相应的监督。

  储朝晖对此表示赞同,他补充道,这种将信誉捆绑在一起的防造假方式,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仍然难以实现,必须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

  在他看来,眼下,造假能够得到支持,还与高校的管理直接相关。“招生程序必须公开透明,所谓的公开透明并不是暴露考生的考场隐私,而是在专业团队范围内的公开,如果涉及特殊情况他人需要查看,相关的信息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公开。唯有双管齐下,才能尽可能地把造假扼杀在摇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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