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素质，大学该如何评价

综合素质，一个在中国教育界并不新鲜的名词。从上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到如今的高考改革，这一名词又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今年4月，《北京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从2020年起，综合素质评价将作为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参考。此外，各地方针对“综合素质”陆续出台、调整高考政策。

　　综合素质，一个在中国教育界并不新鲜的名词。从上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到如今的高考改革，这一名词又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今年4月，《北京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从2020年起，综合素质评价将作为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参考。此外，各地方针对“综合素质”陆续出台、调整高考政策。

　　对于综合素质评价，人们有很多期待与疑惑。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将“综合素质”纳入高校招生录取，尽管有61.6%的受访者认为体现了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但也有55.6%的受访者坦言最大的担心是作假。

　　众所周知，综合素质评价的公平性、合理性主要由大学与中学把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大学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该如何做才能取信于民?

　　综合素质的标准不该细化

　　作为北京某中学语文教师，王舟在看到这份《方案》时表示，自己最关心的莫过于“综合素质该怎么界定”。因为“综合素质的概念被热炒了多年，但至今尚未有合理的、可考量的标准”。

　　王舟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上世纪90年代，国家在推行素质教育时就已实施综合素质评价，但评语人人雷同、得分大多为A，使得高校录取环节，综合素质评价形同虚设。

　　根据《方案》，从2020年起,综合素质评价在使用过程中，坚持“谁用谁评”的原则，招生学校应提前公布具体使用办法，使用情况必须规范、公开。由此可以确定，综合素质的评价标准来自于各高校。

　　那么，高校在制定标准时应该把握哪些原则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大学专业的招生团队应该从两方面来把握标准：一方面，搞清楚一个人终生成长的关键点是什么;另一方面，弄明白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现实中，过分看重能力导致一个人做事不择手段的案例太多了。只有透彻研究，才能制定出对人、对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标准。

　　而对于像王舟这样的一线教师，他们更关心的则是“模糊了多年的综合素质该怎样细化”，因为这将有助于中学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

　　王舟恐怕得失望了，在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看来，大学不应该提出过细的评价标准，只需将所考虑的因素的范围和方向公布即可。

　　他指出，过于细化的评价标准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容易导致学生和家长按照标准进行有针对性的包装，呈现出来的未必是真实的面貌，同时也会让学生疲于奔命;二是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细化，因为人的知识具有局限性，总有考虑不周之处，这使得任何出台的细化标准都会遭致批评，同时也丧失了生活中本来可能出现的千变万化。

　　“有人担心不细化的标准无法操作，这是不了解大学招生。事实上，过于细化的标准才无法操作，因为你无法判断标准细到哪种程度才是合理的。”秦春华说。

　　一个期待，招生队伍走上专业化

　　事实上，增加综合素质评价，对于大学的招生工作也不轻巧，因为这并不止于制定标准这么简单。

　　按照一贯的录取模式，考生的志愿按分数高低，由省招办、考试院投档给各高校，高校招生办再按分数高低给填报了相关志愿的考生分专业，这种录取模式对招生团队而言，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然而，加入了综合评价的高考录取，需要从学生的思想道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和个性发展等方面考量，这无疑要求一个更高水准的招生团队的诞生。

　　对此，秦春华表示，国内大学招生必须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非此不可能提升大学招生的水平。“综合评价是一套复杂的制度，关键在于评价。大学要会评价学生，招生人员需要有专业上的培训，识别学生的经验，而不是列几项指标，把几项分数简单相加”。

　　据他介绍，在美国一些高校，招生是一个跨学科的工作，从某种角度来说，招生人员和医生类似。招生人员首先要懂教育，不能说教育上的外行话;其次，要懂自己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知道哪一类学生适合自己;第三，要懂一点儿心理学和教育测量方面的知识;第四，还要懂统计学知识等等。”

　　储朝晖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招生团队需要两类人组成，一类人是学生评价的行家里手，另一类人必须对学生所学的专业有所了解，“综合素质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要具体到人才培养的能力要求，这就需要对学科专业有所了解的人把关”。

　　“真正实施综合素质评价需要专业权力发挥作用，如果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改，依然由行政权力说了算，学生综合素质造假、走后门这种担心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储朝晖指出。

　　大学该如何取信于民

　　和半数网民的担心一样，明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厦门高中生林韬，最担心的也是综合素质评价造假。虽然他赶不上综合素质评价的改革，但是自主招生中代写论文等造假行为，还是给他和家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且，似乎一时间很难说服公众去相信，综合素质不存在造假行为。

　　秦春华指出，担心造假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造假会不会发生，二是造假能不能解决。“造假一定会发生，不发生才是奇怪的;造假也一定会解决，解决不了才是奇怪的”。

　　实际上，美国大学招生也有造假行为，但鲜有大面积的造假。秦春华指出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我国中学的造假行为主要针对国内大学，但针对国外大学就不敢造假。“这说明，造不造假不取决于社会的诚信和人的品质，而取决于制度约束”。

　　如何避免造假，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造假的成本远远超过收益。譬如，一个学生造假，其结果可能意味着他不能进入中国所有的大学;一所中学造假，其结果可能意味着这所中学所有学生的资料都不会再被相信。当每个人都成为利益相关者，其他学生也会进行相应的监督。

　　储朝晖对此表示赞同，他补充道，这种将信誉捆绑在一起的防造假方式，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仍然难以实现，必须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

　　在他看来，眼下，造假能够得到支持，还与高校的管理直接相关。“招生程序必须公开透明，所谓的公开透明并不是暴露考生的考场隐私，而是在专业团队范围内的公开，如果涉及特殊情况他人需要查看，相关的信息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公开。唯有双管齐下，才能尽可能地把造假扼杀在摇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