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息化下的精准扶贫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师的信中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我们必须补足这个短板。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师的信中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我们必须补足这个短板。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在2016年中国教育创新大会上，《经济》记者见到了这位一直致力于教育精准扶贫的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王继新，听了他的一番讲述，觉得这些经验值得分享。

　　缘起：师范大学的使命

　　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发展，从而带动一个家族的发展。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共有农村教学点88967个，教学点学生人数3847014人，乡村教师总人数为2067821人。2015年我国共有教学点93035个，教学点学生人数4025280人，乡村教师总人数为1978398人。

　　由此可见，精准扶贫从农村的教学点开始大有可为。王继新告诉记者：“华中师范大学的书记和校长都觉得师范大学要有它的使命和担当，所以我们要关心、关注农村这些落后的教学点。”2013年6月，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成立。

　　这个协同创新中心的目标是面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问题，搭建政府、大学、企业、中小学合作的协同创新平台，整合资源，发挥协同优势，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除了管理机构，他们实实在在地参与农村教学点相关项目的学科老师、教授、硕士生、博士有100多位。

　　根据王继新所在团队的调查发现，农村教学点现状堪忧。其中留守儿童问题突出。一方面，留守儿童的比例高。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5)显示，目前全国在校农村留守儿童约1384万人，占小学在校生比例为14.28%。我国中西部偏远落后地区农村教学点留守比例超过70%。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行为、安全、心理健康问题突出。第一，隔代监护或者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低下影响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不遵守纪律、德行失范问题;第二，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不容乐观，留守儿童的伤害、拐卖事件频发，溺亡自杀等不正常现象严重;第三，长期亲子分离不能满足留守儿童爱、归属与自尊的需求，导致其心灵沙化，容易造成人格缺陷。

　　而且，在农村教学点中，很多课开不齐、开不足、开不好。老师的年龄普遍偏高。优秀的毕业生一方面不愿意进入这些教学点，另一方面也留不住。“师资队伍、师资力量都存在困境。”王继新说。

　　针对调查出的问题以及农村教学点的现状，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途径是通过建设试验区、探索技术模式、探索教学应用模式，建设相关的技术环境标准、教学应用模式和教学应用规范以及相关的绩效分析来寻找相应解决办法，然后经过一两轮试验，如果觉得可行再做推广应用。

　　摸索：咸安实践

　　谈及选择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作为试验区，王继新表示这有一些特殊性：咸安区半边是城区，半边是山区，城里的教学环境和山区的教学环境有着天壤之别。

　　针对开不齐、开不足课的问题，王继新他们采用的解决方案是形成1+M学习共同体，即一个中心学校带1到M个教学点。

　　落实到咸安区，则是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带着桂花镇苏家坊教学点和桂花镇刘祠教学点。“我们当时从一个点开始探索，这个过程很难很难。”王继新解释说，一个中心学校带两个教学点，需要用视频会议系统来解决。这其中的问题是到底哪些课需要做同步课堂，哪些课能够用同步课堂，在同步课堂的过程中，其教学结构是怎样的，教学模式是怎样的，教学组织管理是怎样的，需要怎样的技术支持。“我们十几位老师带着几十个研究生住在中心学校、教学点，用了一年时间才探索出来。”

　　王继新表示，现在音乐课、美术课、英语课、心理健康和生理安全教育课可以用1+M学习共同体的模式来解决原先开不齐课、开不足课的问题，并形成了教学常态。

　　实验发现，M最好不要大于3，因为大于3之后，教师的组织管理会存在困难。而且，在教师主讲或者互动的环节中，学生的总数一般控制在50-60位，即中心学校和教学点合起来的共同人数。

　　那么解决了“没有、不够”的问题，如何解决资源优质均衡的问题呢?

　　王继新团队采用的方式是N(1+M)学校共同体。这个阶段，王继新他们想的是如何把这些中心学校组成一个学校的联合体，这需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探索，让这些资源共享并能进行交流。

　　在技术环境上，他们采用了云平台，建立资源建设的联合体。这个过程中，既有共享的公共资源，也有特色资源、本地资源。其不容忽视的是教师的素养问题。“如果教师的素养提高不了，教师无法组织这个教学也不行。”王继新说。

　　在体制机制上，王继新他们在咸安数字学校进行了实践。实践过程中，先建了一个双轨数字学校，其用数字化的平台组织来保证开足课，同时教学管理随同原有的实际中心学校。

　　在管理规则上，咸安区教育局专门建立了相应的《咸安数字学校章程》，即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创新体制、机制为突破口，遵循“基于网络、实体运作、两级管理”的建设思路，采用“独立建制、分层管理”的模式进行运作。比如试点工作方案、数字学校章程推进方案、教师的提升计划以及这些质量的评价。“这些评价由社会、老师、学生、家长说了算。”王继新说，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大学(University)、政府(Government)、企业(Business)、中小学(School)即UGBS为一体的多方协同机制。

　　在数字学校教育云平台功能架构上，王继新所在的团队试图建立以县为中心，以镇为节点，以教学点为末梢的数字学校体系，同时以省为单位建立总门户。

　　与此同时，他们还推出了“三个牵手”计划，从心理上帮助这些留守儿童。包括实施“亲子桥”计划，利用音视频通信技术做好学生与家长的定期交流;实施“城乡学生牵手”计划，互助互学;实施“城乡教师牵手”计划，携手共进。

　　总结来说，咸安模式即是“一体、双核、四驱”，“一体”是虚实一体的咸安数字学校;“双核”是协同与创新;“四驱”是多层次教师全员培训、骨干学科建设、具有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的数字教师打造、云环境下学生成长观测。

　　效果：初步显现

　　围绕推进咸安区的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变革的实践，咸安区还推行了“13556工程”，即以一所咸安数字学校为起点，建小学、初中、高中3所数字化的示范学校带动全区发展，仅仅抓住50名骨干教师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跟踪500名学生的成长，最后自主建设6门数字化的课程资源。

　　“三年内我们一直都在观察这些老师和学生的成长。”王继新说。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35%和29.4%的农村教师非常赞同或比较赞同“教育信息化实施后，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更方便了”，59.7%的留守儿童非常赞同“目前与父母通过电话、网络联系次数明显增多”。

　　根据王继新他们进行的相关质化和量化的分析，有如下效果：感觉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提高，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明显较多，开不齐开不好课的现象得到根本性缓解，教学点的学生大幅回流。

　　目前，咸安模式在全国有十几个县、市在推广，包括西南的凉山州、东北的白山市等。

　　精准扶贫任重道远，从地方做起或许能找到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