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课,被称为互联网时代教育的新模式。按照教育部规划,到2017年前,我国要认定1000余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然而到目前为止,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教育部官方慕课总共才200多门。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老师们对这项工作并不积极。

  慕课,被称为互联网时代教育的新模式。按照教育部规划,到2017年前,我国要认定1000余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然而到目前为止,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教育部官方慕课总共才200多门。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老师们对这项工作并不积极。

  从2012年开始,这场“慕课风暴”已经刮了4年,但它并未如人们想象般带来颠覆性改变。事实上,即使在欧美国家,慕课的发展也并不理想,甚至有人提出“慕课已死”、“后慕课时代”的说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慕课本身有问题,而是大多数慕课课程还停留在“粗放经营”阶段,远不够精细,自然也就难以尽如人意。

  “粗放”首先体现在激励机制的欠缺。慕课的根本属性是开放与公益,所以对老师而言,慕课基本上是无偿付出,靠的是情怀。情怀这东西几乎人人有,付之行动者不多,能坚持下来的更少。与“时薪万元”的高中网络教学比,高校老师明显缺乏动力,“没兴趣、不积极”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慕课与最早流行的“公开课”不同,课程录制制作只是开始,之后的在线交流、答疑、作业批改等“服务”才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目前国内慕课对前者的重视已经足够,对后者的认识却远远不足。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前发布的白皮书显示,在其统计的1000多门慕课课程中,约20%的课程占到了师生网上交流互动数量的90%。也就是说,另外80%的课程基本不存在师生互动。这样的话,慕课与单向的视频“公开课”又有何区别?

  慕课的最大意义,就是提供了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平台,体现出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当中的成本显然不能由老师买单,而是得靠制度解决。为了保证慕课的公益性与课程质量,高校必须提供完善的技术保障、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让老师既尝到甜头,也无后顾之忧,同时还不能敷衍了事。更进一步说,高校还可将慕课课程纳入教师原本的考评体系中,打破慕课与正常教学壁垒分明的局面。

  当然,慕课的公益性并不妨碍其演化出更多样化、个性化的在线教育模式。例如,国外的一些慕课课程已经开始尝试收费服务,并出现了一种名为spoc(私播课)的新模式,即收费小规模在线课程。国内的慕课领域也出现了几起巨额融资案例,向市场化和商业化进军。2015年,教育部出台意见,将国内慕课发展路线定义为“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因此,高校在保证公益性慕课的基础上,也要打破思维和体制的限制,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如精品化的收费课程、颁发付费的认证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以及寻求资本的帮助等等。

  高校汇集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必须有惠及大众的理念与担当。从市场、老师、学生等多个角度审视问题,从“粗放经营”走向精细化管理,慕课才能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满足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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