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辉委员：加强职工技能教育应对人口红利减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颜辉：从近36年的发展来看，中国享受了两个红利：一个是改革红利，一个是人口红利。两个红利，就像两个车轮高速带动了中国经济列车。中国职工作为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颜辉提出了《关于切实推进职工职业技能教育的提案》。这个问题看似具体，实际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千万企业、关系中国制造、关系中国发展，是个大主题、大战略。新华网今天专访了颜辉委员，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人头渐少、人才短缺，是您对当前职工队伍的一个看法，您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颜辉：从近36年的发展来看，中国享受了两个红利：一个是改革红利，一个是人口红利。两个红利，就像两个车轮高速带动了中国经济列车。中国职工作为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中国有职工3.5亿人，其中农民工占2.69亿人，农民工已成为中国职工的主体。56万多亿元的经济总量，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走向世界的“中国制造”，都凝聚着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心血、汗水、甚至是牺牲。中国工人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工人”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然而，36年后的今天，中国职工队伍从数量到素质都存在着严峻的挑战，其中一条就是“人头渐少、人才短缺”，人口红利逐步减退。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应对，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态势。

　　与此同时，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差、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日渐突出，成为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重大瓶颈。据2012年全总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95年，其中52.7%的职工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及以下，初级职称及没有职称的职工高达76%，仅34.6%的职工在结束上一份工作后接受过技能培训。目前，劳动力市场对中级以上技工的供求比率一般在1:3至1:4之间，短缺程度严重的地区高达1:6，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到3300万人之间。

　　现在，我国劳动力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多数人少有专业技能，只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由此带来一系列连锁问题：一方面技术快速进步企业急需专业技工，另一方面大量职工因无专业技能找不到工作，结构性失业越来越重；一方面产业升级需要关停一批落后企业，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不少职工缺乏其他专业技能难以再就业，产业升级步履维艰。全总有个调查：51.3%的农民工和47.4%的劳务派遣工认为，找工作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技术，32.5%的农民工和37.5%劳务派遣工认为找工作难是因为自己学历太低。解开这个疙瘩，一个关键就是要切实推进职工职业技能教育，这是今年两会我提出这一提案的基本考虑。

　　主持人：抓职工技能教育，让人感觉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颜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抓职工教育确实引的是“远水”。但是，这个“远水”不引，中国制造就没有前途、经济强国也是“画饼充饥”。

　　你看看世界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首先做的是什么？2008年，欧盟委员会推出了经济复苏计划，要求各成员国在资金和制度上增加对职工教育的倾斜；2009年，美国政府为了降低高失业率，开启了为期三年的人力资本提升计划，每年投入100亿美元用于职工教育培训；在亚太地区，日、韩、澳、新等国在原有注重职工教育的基础上，也分别出台了强化措施。这是场人才竞赛，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在这一方面不能说不重视，但是，由于国家人力资本提升战略缺位，劳动力富裕时，没有注重职工的教育培训，产业升级时，又缺乏合格的技术工人。这对于未来的竞争极为不利。

　　其实，抓职工技能教育这个“远水”，也能解得了“近渴”。职工技能教育，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有时用一个月进行培训就可以，但能有针对性地帮助职工获得技能，更顺利地就业、转行。只要我们肯在这方面下功夫、花大钱，是能够兼顾就业与发展、近期与长期目标的。

　　主持人：您提出职工教育抓住“一张网”、“一条线”，能解释一下吗？

　　颜辉：全社会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甚至学前教育都给予高度关注，职业技能教育却成为聚光灯下的阴影。从劳动者自身来说，很多人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举全家之力贷款、借债供孩子读书，却轻视自身的技能学习和培训，对提升劳动技能和素质缺少自觉性和主动性；从企业方面来看，为了节省自身生产成本，很多企业不重视高技能人才培训，未把职工培训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项长期投资来看，不愿对员工进行必要的知识充电；从政府部门来说，人社部门和各地工会都有一些松散的培训机构，教育领域也有一些公办和民办的高职与技校，但缺乏统一的组织协调。

　　就职工教育而言，首先是政府、企业、工会（劳动者）这劳动关系三方，加上各类高校职校，形成“一张网”。在职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和责任义务方面，劳动关系三方是高度一致的：从政府来看，培养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劳动者队伍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从工会来看，维权职能的重要一项就是提升工人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对于企业来说，职工教育培训既是社会责任，也是其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各类高校职校则可发挥人才密集的比较优势，面向社会，服务发展。建议由政府牵头，利用各方特别是工会延伸到行业企业和县乡的组织体系，规划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职工教育培训网络。

　　所谓“一条线”，就是把教育培训——推荐就业——考核定级——学历提升有机衔接起来，职工通过教育培训有不断的上升空间。同时，要强化政府、企业、学校以及社会有关方面在职业教育过程中的联动，进一步整合培训资源，合并相同培训项目，统一制定培训计划，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效率。

　　主持人：为什么您要主张恢复修订八级工制度？

　　颜辉：一个国家不注重技术工人的地位、待遇，人们就不会去钻研技术，工业产品就不会创新，质量就难以提高。而要解决技术工人的地位、待遇问题，我以为可以恢复修订八级工制度。

　　上点岁数的人，会对八级工制度有印象。1956年，全国按产业、按部门逐步建立起不同工种的技术等级标准，并开始全面推行考工定级和考工晋级制度。当时，技术等级的分类通常是八个级别。这就是八级工制度。那时一个“八级工”，是很神气的，工资甚至超过厂长，社会地位也很高。历史上，这一制度曾对职工学习技术、提高技能起到积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很可惜，文革中这一制度陷入瘫痪。

　　我主张恢复修订八级工制度，并不说原样照搬，而是希望政府组织各行业统一制定严谨细致的资格认证标准，通过考试定级颁证，并根据技术差别拉大工薪差距，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必须是平等的。

　　实行这一制度有什么好处呢？一是企业和市场可以根据职工技能的级别更方便地确定职工的薪酬。二是便于劳动力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域的自由流动。三是激励职工提高自身技能素质，培养造就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四是，唤起社会公众对高技术工人的尊敬之心。而不以是不是农民工，工龄是长还是短，来区别身份。

　　主持人：当前治理雾霾、化解过剩产能，一批工人因此下岗，对于这批工人再就业，您有什么建议？

　　颜辉：化解产能过剩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点，尤其是近年来雾霾问题愈演愈烈，中央对一批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确定了具体目标。在河北，到2017年就要压减钢产量6000万吨。这真是“壮士断腕”，不得不为之。

　　不过，下岗转岗问题也随之而来。仅在河北省唐山市，初步测算，要完成钢铁产能削减任务，就有40多万就业人员需要安置。这么庞大的群体就业问题解决不了，治理雾霾、化解过剩产能何从谈起？！

　　人员下岗分流了，职业指导、介绍，尤其是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就要及时跟进。目前，全国近80%务工人员在中小微企业就业。化解过剩产能行动中，“关、停、并、转”的主要也是中小微企业。多数企业自行组织职工教育培训并不现实，宜由劳、资、政三方加高校组成的机构通过项目制方式实行市场竞标采购，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按培训验收合格率提供资金补助。

　　职业培训专业的设置不仅要考虑企业的人员需求，也可引领社会职业发展，如护老、家政等。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主要应由政府和企业承担，这是国家人力资本提升战略的必要付出，也是国际惯例。

　　主持人：您提出职业技能教育中要争取国际机构组织支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颜辉：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包括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在内的劳动关系三方主体事务。其下属的工人活动局具体负责职工教育工作，同时也是各国职工教育工作状况的信息库。通过争取国际机构组织的支持，可以获取资金、经验、项目、技术等各类援助，有助于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理念和水平，培育更多高素质人才。相关国际机构所拥有的专家学者也可聘请来华作为师资顾问。

　　另外，西方发达国家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教育培训的丰富经验，有较为完备、行之有效的技术工人教育培训的方法途径，也可供我国参考借鉴。中国和德国从产业构成上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以实体经济为主，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德两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较小，合作更密切。但是，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与德国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职业技能教育的差距。

　　在德国，学生通过结业考试成为技术工人后,经过几年实际工作,可报考技师；此后，还可通过考试成为技术员、工程师和企业及部门领导人,或进入大学深造,取得大学文凭。这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开放体制培养出的技术工人，具有较强学习能力、职业习惯、职业纪律和职业技能的价值认同，这成为德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