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生减负，正迎来绝佳时机

今年，作为全国两大试点省市之一，上海将首次实施全新的高考方案。以“两依据、一参考”为核心的新高考，预示着未来考试招生制度将发生“质”的变化。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上海正迎来绝佳的时机!

　　今年，作为全国两大试点省市之一，上海将首次实施全新的高考方案。以“两依据、一参考”为核心的新高考，预示着未来考试招生制度将发生“质”的变化。

　　“是时候告诉学生和家长了，不仅学校教育在变，考试评价方式也在变，单有一个高分，今后很难被好学校认可。”在不少学界专家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看来，卓有成效地开展中小学生课业减负工作，关键是抓住“人心”。

　　处于升学链上的很多中小学生，被送去课外疯狂补习———学生和家长这种课外主动“增负”的行为，主要动机是“考更高的分数、上更好的学校”。但是，全新的考试招生指挥棒，正在发出全新的信号：死拼分数的时代已经过去。能否正确引导家长，向他们及时传递这些代表未来教育改革方向的信号，这是从源头上缓解升学焦虑、继而为中小学生减负的关键。

　　分数只是招生第一道门槛，“恶补”越来越不明智

　　“三年磨一剑”的上海新高考，今年终于要见分晓了。或许，孩子正在读幼儿园和小学、初中的很多家长，眼下还来不及“研究”全新的上海高考方案将对基础教育产生的影响。

　　为什么新高考的启动，可能是中小学生课业减负的一次绝佳时机?　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一语道破玄机：长期以来，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之所以越减越重，同固有的考试招生制度有关。无论是高考还是其他下游学段的考试，一直采取的是“单一维度”的选拔模式，拿“总分评价”这一把尺子来衡量学生。高考是最典型的，不管学生的特长、爱好是什么，每门科目考几分，最后的招生都是按总分从高到低录取。

　　“只要这种‘分分计较’的招考方式一日不破，学生的课业负担从根本上必然难以减轻，而升学压力也势必逐层向下传导。”唐盛昌说。

　　上海今年将首次实施新高考方案，除了考试形式从过去的“3+1”变成今后的“3+3”，在唐盛昌看来，新高考最核心的、最具改革力度的关键点就是实行“两依据、一参考”(即以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以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为参考)。

　　对考生来说，这是一种评价方式的重大变化。

　　“过去的总分评价模式，在新的招考体系下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多元评价录取———新高考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这个招考趋势以后会越来越明显。”唐盛昌认为，这也和国际上占主流地位的教育发展趋势和人才评价趋势是接轨的。

　　实际上，国内不少名牌大学今年举行的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录取试点等特殊类型招生试点，都传递了类似的信号。未来名校的人才选拔，必然是“既看分、又看人”的多元录取选拔模式。“如果家长们意识到，考试分数在今后升学中扮演的作用已经不这么绝对了，那么送孩子拼命补习，提高有限的分数，就显得不明智了。”唐盛昌说。

　　知识生产和传递方式急速变化，减负在这代家长身上或许“有戏”

　　除了考试招生制度的变革，和中小学生课业减负相关的另一个好时机，就是这一代学生家长的“背景”。

　　一位曾多年参与本市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剖析，让孩子提前学习，获取升学优势，如今的“70后”“80后”家长之所以普遍认同这样的做法，和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不无关系。“读书确实改变了这代父母中很多人的命运，他们经历了‘知识越多越有用’的时代。”

　　表面上看，这一代人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起跑线”意识很强，乐于送孩子上补习班，是一个很容易被升学焦虑传染的群体。但和学生家长交流多了，长宁区天山第一小学校长吕华琼发现，如今的家长有另外一面：他们普遍思维活跃，有较好的教育背景，视野开阔，乐于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这些年轻家长会判断哪种教育理念更先进，哪些做法真正有益孩子，更愿意信任老师，配合学校的工作。

　　随着知识经济、 时代的来临，知识的生产和传递方式正在急速变化———社会正在经历转型、发展，也必然会对人的学习模式和学校教育模式提出全新的要求。很多家长已切身感受到，孩子现在学得再多、再苦，知识仍然显得不够用，不断有新的知识冒出来。

　　“比起学科知识的积累，能力探究和素养提升更为重要。”多位学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种教育理念在新一代学生家长群体中日益成为主流，而这将为政府部门出台举措、为中小学生减轻过重课业负担提供社会心理基础。

　　由此，能否正确引导家长，可以直接决定课业减负的成效。吕华琼摸到了一点门道。“负担”这两个字，她极少和老师、家长提起，取而代之的词汇是“乐趣”，倡导利用一切可能，使学习变得有趣起来;合理分配在校时间，让小学生的身体“动”起来……这些理念都得到了家长的广泛认同。

　　谈到课业减负，多名校长都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这一代家长身上，或许“有戏”。